袁枚集外文一篇——兼谈袁枚晚年与吴镇的一段文字因缘北大核心CSSCI

袁枚作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性灵派”的领袖,一生著作颇富,有《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尺牍》十卷、《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随园诗话》十六卷、《续诗品》一卷、《子不语》二十四卷等,今人王英志先生辑为《袁枚全集》,并作了补佚工作,收录了袁枚许多佚文,其他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袁枚的集外文,为全面研究其创作成就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基于曲率驱动的瓦当文字提取方法

瓦当上雕刻的篆体文字是极富研究意义的中华文化元素,为中华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本研究提出一种以曲率为基础,通过粗细两次分割实现瓦当三维文字分割的方法,解决了瓦当上雕刻文字的提取问题。首先通过计算模型表面曲率进行粗分割,并利用聚类修复方法进行细分割。由顶点曲率值衍生出的平面点集进行多平面拟合,实现瓦当表面文字的精确分割。最后应用平行细化子迭代方法进行骨架线提取,实现瓦当文字的提取。实验结果证明,文中方法可以有效地实现瓦当三维文字提取。     

不须读出的“一”

古钱文字的释读,往往有一个渐趋合理的过程。 先秦圜钱中有一品种,一般认为是秦国所铸。旧读“重一两十二铢”、“重一两十四铢”（图1、2）,然而有两个问题。一是“二”、“四”与“珠”之间均有一横画,读为“一”则不可通,于是只好跳过不读：二是即使假设其为砝码．形制上固然奇怪,实物的重量亦似出入不定。     

对所谓太平天国女书钱币的质疑

1995年9月18日,南京《扬子晚报》报道了民间钱币收藏爱好者冯京三先生撰写的“太平天国女书文字钱”文章,首次披露他收藏了一枚刻有女书文字的太平天国雕母钱。后来这则报道引起了清华大学研究女书的专家赵丽明教授的兴趣。她专程赴南京拜访了冯先生,并了解到该女书钱币是冯先生1993年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地摊上购得的。2000年3月2日,赵丽明教授撰写了“女书最早资料———太平天国女书铜币”一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从而引起学术界对该女书钱币的广泛注意。所谓女书,原本是一种只在中国湖南省南江永、道县等个别地区农家妇女中…     

一件罕见的明代“解银”伍拾两大锭

我们有幸收藏一件明代万历年间伍拾两解银大银锭。该银锭中间束腰,两头弧状,最长处127mm,最窄处61mm,厚25～35mm,重1855克(插四下右)。银锭底部密布蜂窝状孔眼,正面有数排手工錾刻的文字。由于该锭表面腐蚀氧化严重,至使锭面錾刻的文字有相当部分已模糊不清。经仔细辨认,尚可读出如下内容:“…县征解万历拾叁年……足银伍拾两……银匠…”。明代银锭,按用途分主要有解银、税银、镇库银及民间流通使用的碎银四种。税银是政府机构从民间征收田赋、丁役、盐税、土贡等费用,并将其折成银两上缴国库,但并不一定要全额送到京师,因各州县的财政库房…     

文化高昌

德国名的东方化学克林凯特有一段话令人深思：“几乎没有哪个绿洲,在化面貌上像吐鲁番这样丰富多彩……它像一块海绵,从各个方面吸收精神内容与字形式,而并不一定要把它统一化和规范化.”历史的吐鲁番像图书馆、博物馆,像一个国际化的大舞台,兼收并蓄,包容万千,演绎着多种化形态扮演角色的鲜丽活剧.正因为此,西域把最壮丽、最沉厚、最有历史资望的两座古城——交河古城和高昌古城给了吐鲁番.两座古城底蕴厚重,但气质侧重各有不同.交河古城是赵破奴的,是班超、班勇父子的,是都护府的,是战城、军事重镇.烽火连天,三军大呼,战场白骨,更多的是肃杀和“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铁骑英雄气概.而高昌古城却不同,视野和气象要大得多,更适合作王城.它不满足于只做做高昌壁,不满足于只做做边地戍堡,在这里培育着一个又一个王国,收纳囊蕴着南北西东形形色色的化精英.高昌是政治和化的高昌.     

云南青铜器上的牛图像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经常与牛打交道,并留下了种种痕迹,如原始岩画和文字符号等。人类的艺术作品中,动物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在诸多的动物形象中,牛的形象又格外引人注目。与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现的岩画一样,牛也成了中国岩画着重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云南沧源岩画绘有围猎野牛、射杀野牛的画面。这充分说明,牛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人类的伙伴,人类认识牛、猎取牛、食用牛、驯服牛,在牛身上寄托一定的精神信仰。人们把牛当作了神,牛也就有了神灵,于是也就有了神力,传说大禹治水是借助神牛的力量,李冰也曾以牛为化身征服了江神,所以后人以铜…     

世界首座文字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开馆

2009年11月16日,中国文字博物馆于河南省安阳市正式开馆。为丰富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文化部、财政部将一套＂中华再造善本＂赠送给该馆,共计758种8990册。     

水族九阡酒 打造营养酒著名品牌

水族人民酿酒历史悠久,文字记载有1700多年。特别是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地区的九阡酒,更以味美甘醇驰名海内外。     

闽台石敢当信仰及其文化意义

有关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日石敢当．以厌禳之”。此文化在闽台民间甚为流行．其意义是借有形的器物表达无形的观念,帮助人们承受各种实际的灾祸危险以及虚妄的神怪鬼祟带来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