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六朝青瓷工艺演变的动因之一——以狮形器为例

学术界对汉六朝的青瓷狮形器并无太多关注,因而对其用途、名称,乃至于制作工艺等问题都不甚明了,莫衷一是。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窑工制作狮形器所运用的成型工艺,最初以拉坯为其主要成型技法,尔后大量运用范制,最终又回归于拉坯技法的钟摆现象。上述现象与汉六朝时期其他青瓷工艺演变的情况有所不同,故而本文先探讨狮形器不同成型工艺之优缺点,再借此解释这一现象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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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东周王城四号墓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金相分析

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在洛阳市小屯村东北的东周王城内钻探发现了4座东西并列的大型古代墓葬,由东向西编为一至四号墓[1]。其中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其上残留墨书"天子"2字。1973年10月至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铜釦器试析

1997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枣园南岭发掘了一批汉墓.M1为西汉墓,出土文物数百件,其中8件铜器物口沿,应为漆器的铜釦,出于木棺椁之间,与铜钫、铜勺以及铜弩机等一起出土.这些遗物出上时为南北二组,每组4件,分大小各2件,小件均叠压于大件之上.出土的8件铜釦器沿依据大小、形制的不同和装饰纹样组合的区别,分为A、B、C、D、E、F、G、H共八型.现简介如下.一、器物分述A型1件( M1:55).通高1.1、直径11.5、宽1、壁厚0.2厘米,重135克.圆口沿,共分五面,满体金银纹饰.金银厚度为0.1厘米.卡槽内壁留有朽木,此器应为木胎.铜釦一周饰错金银纹饰,以涡纹为主饰,配以变形云纹,共分四组、八个单体,呈二方连续式排列.纹样繁缛,但错落有致(图一;封三,1).     

说方豆与宥坐之器

在楚地的东周墓葬中常常出土有一种方形盘的豆形器,因其盘是方形的,其下部有柄和座,与东周常见的圆盘豆相同,故人们常因其形而将其称之为方豆,根据其铭文,本论认为是欹器,但不是周庙之欹器或宥坐之器,而应是在欹器的基础之上演变的一种新器种,仍名之为欹,同时认为,所见这类器物应属楚器。     

春秋时期齐国的关征之制

春秋时期齐国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使得齐国对工商业者、行商坐贾等采取了关之征的措施。本文试以春秋时期的齐国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关征之制的发展脉络及其特点,以及产生如此鲜明特点的原因。     

全国铜器鉴定所见伪器伪铭研究——兼论鉴定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主要依据20世纪90年代国家组织的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中, 所见青铜伪器、伪铭的典型资料,进行较全面的研究,依其伪作内涵,对器体、装饰、铭文等伪作的种种表现,以及伪作中相互交叉的各种情况,尤其是对伪作铭文的多种方法和内容的复杂性给予了较为详尽的叙述。对伪作铜镜特点,也进行了阐述。文章还从理论上论述了有关青铜器与金文辨伪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其中如伪作溯源和历代伪作主要特点,辨伪的理念与方法等,均具重要意义。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

陕西眉县出土的二十七件青铜器,是2003年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本文对这批铜器的铭文,从遣词用语到历史内容进行系统考释,认为作器者以“逑”为氏,行辈为“叔”,字“五父”,是单氏家族的一个分支,即“灵伯”和“懿仲”的后代。这个家族曾历事西周各王(从文王到厉王),共七世。此人继承其先辈的职务,继续担任宣王的虞官,负责管理山林川泽。宣王四十二年,因协助杨侯长父伐猃狁有功,受到周王册赏;四十三年,又被册命加官,兼管“历人”。铜器出土地点周围还有三次重要发现。除一件年代较早的大鼎还不能完全肯定,其它两次都是属于这个家族的铜器,一次是其先辈(彖皿)的铜器,一次是他本人使用的乐器。作者认为,逑的七世祖考,其中的(彖皿)是重要人物,其祖父是成王前后的王室大臣益公,父亲是这批铭文中的“新室仲”。可见益氏家族也是从单氏分出。另外,从(彖皿)器讲养马的铭文以及文献所见虞的职司考虑,马政也是由虞官负责。这或可解释逑为什么既为虞官又参加战争。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唐代铜器的年代及真伪探析

陕西历史博物馆从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征集回一批铜器(图1)。其中有盘二(大、小各一),烛台一对,铛,罐,钵,四系釜,碗,甑,五足炉,盆。因为这批铜器是公安机关追缴而来,离开了原先存放它们的载体,如墓葬或遗址,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判断这批铜器的年代和真伪。这批铜器的特点是小巧,除较大的铜盘外,其余铜器没有使用痕迹,根据器物尺寸看也不应是作为实用器使用。     

中国史前龟文化研究综论

本文主要从史前龟甲器的用途、龟灵崇拜的内涵、龟卜文化三个方面对目前中国龟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龟文化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