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吉祥辟邪的象征——漫谈新疆文物背后的鸡文化

鸡作为“六畜”和“十二生肖”之一,常被视为吉祥辟邪的化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疆考古发现大量的与鸡形象有关的文物,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中原地区鸡崇拜和丧葬用鸡的习俗随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新疆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见证之一。     

莫高窟第257、259窟北魏壁画彩塑的科学分析

莫高窟第257、259窟是北魏时期重要洞窟。为从科学角度探究两窟壁画彩塑艺术特色和发展过程,本文综合运用超景深显微镜等原位无损分析技术以及X-射线衍射等实验室分析技术对其壁画彩塑制作工艺与材料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壁画彩塑底色层分为红色与白色两类;第257窟颜料包括生石膏、滑石、红土、朱砂、昆虫来源的蒽醌类染料、氯铜矿、青金石、靛蓝及炭黑,第259窟颜料包括滑石、蛇纹石、红土、蓝铜矿以及伴生有蓝铜矿的氯铜矿。分析结果从时空两方面阐释了两窟绘画材料的传承与衍变,可为石窟考古、艺术史研究以及保护修复提供重要支撑。     

工业博物馆藏品征集的困境与建议

工业博物馆作为一种新兴的行业博物馆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化工博物馆在藏品征集中遇到的困境和面临的新挑战和机遇,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正处于发展中的工业博物馆,如何科学开展近现代藏品的征集工作,是工业博物馆征集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工业博物馆馆际交流,关注运营和市场化发展,做好藏品体系的建立和研究目标,就地取材,把握机会,把“为未来收藏现在”作为理念,拓宽视野,将会成为积累丰富藏品基础的发展方向。     

当阳曹家岗M5、赵巷M4的年代与文化因素述论

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发现的几件青铜礼器,既晚于南阳彭射墓亦略晚于淅川下寺M10出土的同类器,而略早于寿县蔡侯墓随葬的相关遗物,与南阳彭启墓发现的同类礼器相近似,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510年上下或略早,该墓的下葬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赵巷M4残存的几件铜礼器,与下寺M36和M4所见的同类器相当,其下葬以在公元前570年前后比较适宜,属春秋中晚期之际。曹家岗M5的埋葬方式与器物特征,呈现典型楚文化的风格,墓主人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楚国名臣申包胥。赵巷M4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墓主当是一位地位较高、身份较特别的楚系异姓贵族。     

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

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其中,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兴隆文化遗存是以麻点纹圜底釜、筒形罐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距今7740—765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