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计的维度看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国梦”文化方面的主旨思想,该文从设计的维度去阐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设计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对设计文化的反思,其次,是在设计文化反思的基础之上,中国本土化设计对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显现与生成,最后,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中国设计之路的构建。     

汉语名量词使用的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

量词的学习始终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难点。而在量词中,名量词种类繁多,意义复杂,因此成为了量词教学的重中之重。名量词的使用偏误呈现出不同的种类,其偏误原因也多种多样。在教学中要采取不同的方法,针对不同的偏误分析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提高学生对名量词的学习水平。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戍卒名籍考

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关居延地区戍卒活动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很多戍卒名籍的文书,名籍文书的书写格式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时间上来看,肩水金关汉简(壹)所公布的资料主要涉及从西汉昭帝("始元")到王莽时期("始建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资料。居延边地活动的戍卒有很多来源于淮阳国,但是淮阳国的始建年号至今仍不是很确定。     

从五年诏令和《二年律令》看汉初的土地政策

田制是民著籍立户以后,以户籍为凭据,而后有田宅,即所谓的占田,是商鞅变法为奖励自耕农大规模的垦田和将农户固定在土地上而设计的一种土地制度。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名田制的确立,战国时期普遍授田制崩溃,土地私有得到国家的认可。汉兴之后,承袭了秦的名田制度。汉初实行的授田制不同于战国时期的普遍授田制,是国家为奖励军功或振济贫民、流民的一种方式,授田制作为封建国家的基本土地制度到汉代便已经不复存在。汉初的授田制只是战国普遍授田制的孑遗,成为了调节土地占有矛盾的辅助手段。在西汉初期,政府实行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名田制,名田制是一种土地私有制度。笔者将根据出土简牍《张家山汉简》中的相关律文进行论证。     

塑造河名 构建水权——以清代“石羊河”名为中心的考察

河西地区主要水系之一石羊河及其支流,在历史上曾使用"谷水"、"马城河"、"五涧谷(水)"、"三岔河"等名称,沿用至今的"石羊河"一名迟至清代前中期方才出现。"石羊河"之名,首先出现在流域下游镇番县的地方志中,命名的初衷则是为处于上游武威县境内的河流定名,其指代对象存在逐步明确的过程。上游武威县对"石羊河"名及其指向,经历了从不在意到接受、并有所延展的演变历程。"石羊河"名的出现,与下游镇番县河源水权观念的兴起存在密切关联。塑造河名是上、下游水资源权利关系生成中,下游构建自身水权的策略之一。     

弘一大师的尘世因缘

李叔同,名声卓著、才华洋溢的艺术大师,他的绘画、音乐和书法独有建树、堪称一绝。他风流倜傥,年青时也曾在声色场上极尽厮磨金粉之艳事。可是,令世人大惑不解的是李叔同竟然与世俗决绝,毅然出家、皈依佛国,视家产如敝展,置妻妾子若陌路。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定慧寺接受剃度礼,佛号法名：“演音·弘一”。自此,他便成为释迦牟尼的弟子,抛却了尘世间的世事亲情和儿女因缘。 母命难违 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是晚清进士,任过吏部主事,后因经营盐业而在天津显富。李筱楼虽有妻妾四人,却只有文锦、文熙二子,这对于…     

试论大姚“民族文化名县”的建设

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声中,大姚县委响亮而坚定地提出一个战略目标,即：建设“生态经济大县,资源开发强县,民族文化名县”。这个新世纪发展战略,既符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精神和省委加快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步伐,同时,又符合楚雄彝州建设文化大州和大姚县的实际,也是大姚人民的共同愿望。怎样建设“民族文化名县”？用民族文化产业推动全县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这是一个必须把握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王家大院楹联匾额中的王氏源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院由恒贞堡、视履堡和孝义祠三大部分组成,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静升镇,后者在2003年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中名列榜首。王家大院中恒贞堡内一纵三横四条道路组成一个“王”字,将王姓烙印在大地上,恰与设于其内的“中华王氏博物馆”相呼应。王家大院中的楹联匾额也多同王氏宗族密切相关,     

西夏文世俗文献中的通假字续考

本文对新发现的西夏文世俗文献通假字进行了考释。新考的部分通假字可以使我们对相关文句解读、辞书释义和收词等产生新的认识。     

人名联趣

传说,陈寅恪任教清华大学时,有一次考试出了这么一道小题目:为"孙行者"作对联。他自己的答案是"胡适之",结果有位学生对"祖冲之",陈寅恪觉得比自己对得更好,赞许有加。此事传为佳话后,有学者撰文认为,从平仄的角度,此联若对清代训诂学者、嘉庆进士"王引之"更佳。其实,人名联对到这种程度,平仄应该不是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