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斧钺的发展

“斧,斫也”①钺,“车(?)声也”,②“本作戊,戊,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③斧、钺是同一类兵器,源于原始社会的石斧、石锛,主要用来劈砍。具体而言,钺由斧发展而来,它又衍生出戚。斧、钺虽属一类兵器,但在其形制上是有区别的,据《说文》所讲,大者称钺,小者称斧。《字林》曰:“钺,王斧也”。④《左传·昭公十五年》疏,在解释钺与斧的关系时,也持此类似观点,即“钺大而斧小”。⑤事实上,在古代文献中,往往斧钺并提,很难从大小上把二者加以区分。故,我们只能根据出土的实物和一些学者的分析把其从形制上大致加以区别。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九流出于王官”之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     

就《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一文答读者

拙稿《齐刀铜范母与叠铸工艺》一文在《中国钱币》2 0 0 2年第 2期发表后 ,已有数位学界同仁来电话或书信、文章与笔者讨论 ,其中 ,有赞同者 ,有部分赞同者 ,也有提出异议表示反对或提出不同观点的 ,对此笔者由衷地感激。学术问题本就该如此 :商榷、讨论 ,再商榷、再讨论 ,直至问题的解决 ;尤其是我国古代的叠铸 ,涉及到几个领域 ,理应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在提出的异议中 ,主要针对文中涉及的“齐刀铜范母”的真实性、“齐刀叠铸与否”和叠铸的起源问题 ,部分因素是由笔者在拙稿中论述不详引起 ,因此 ,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再作阐述 ,以示对关…     

新渝州造铜权

2003年4月,江西省新余市博物馆又征集到元代铜权一枚,现将实物介绍如下：     

浅谈刻铜墨盒的收藏

刻铜工艺产生于清朝的中晚期,以阴文刻、阳文刻、双钩线刻为主,在工艺上吸取了平雕、竹刻、篆刻的技法,其铭刻题材多以书法、绘画、治印形式出现,并主要在文具、烟具上发挥,尤以铜质墨盒上铭刻最为常见。刻铜墨盒集质地、作工、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印章、篆刻、装饰花纹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可谓气象万千,玩味无穷,有着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极高雅的收藏品味。一般意义上的刻铜墨盒,并不一定值     

从秦陵铜车马上的菱形纹样看秦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

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制造 ,是秦文化与其他六国文化特别是楚文化相融合的一个实例。本文以铜车马上的菱形纹样为例 ,通过与战国中晚期秦墓及楚墓中出土菱形纹样的对比 ,揭示从战国末期至秦统一 ,秦文化与楚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钻戒不等于订婚?

斯嘉丽·约翰逊又要步上婚礼红毯了吗?2月17日,这位《复仇者联盟》中唯一女主角的扮演者被人拍到和法国男友罗曼·杜里亚克在纽约曼哈顿东村牵手逛街。摄影师捕捉到的画面中,约翰逊左手无名指上一枚巨大的梨形钻戒十分抢眼,这是否意味着约翰逊要与男友订婚了?但约翰逊的代理人称,这枚戒指没有任何意义,约翰逊没有订婚的打算。今年28岁的约翰逊自去年10月与前男友内特·内洛分手后。     

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

孙机先生《关于甘肃武威雷台出土铜奔马的年代》一文进一步讨论了铜奔马的年代问题。武威雷台发现了一整套由铜车马和骑马俑组成的出行仪仗,铜奔马是这套仪仗中的一件。铜马昂首嘶鸣,长尾飘举,三足腾空,右后足附着一振翅飞翔的燕子,飞燕回首惊视,骏马已经超越在前。古代传说的天马行空的壮丽景象再现人间。铜奔马优美姿态与精湛的工艺举世瞩目,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铜奔马出土以后受到考古界的重视,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是对于铜奔马的年代,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孙机先生充分展示了争议各方的观点,作出了客观的分析,其主张自然清楚了。孙机先生著述十分丰富,成就卓然,是当今古代器物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研究方法、治学思想给人以很大的启迪。     

浅谈河北宽城唐镏金鹿纹菱花形银盘的艺术内涵及制作工艺

唐代的金银器无论形制、纹样、制造技术、材质和工艺构成,都达到了历代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河北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镏金鹿纹菱花形银盘为唐代金银器中最典型的代表作之一,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实力,无论从图案形式、工艺构成都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造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