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村居民“数字鸿沟”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加速了远程医疗等数字经济业态的发展，促使学者们重新重视“数字鸿沟”现象，探讨“数字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相互影响。文章以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为调研地，发现：移动互联网发展，4G网络普及和国产智能手机崛起缩小了城中村居民在设备接入上的鸿沟，但其上网技能还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影响。产生“数字鸿沟”的传统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仍然在起作用，一些新的因素如户籍、网龄、上网时长催化了其在网络内容利用上的差异，社会结构分层同样嵌入到其网络产品和内容选择中。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数字鸿沟”的理解，也帮助我们分析其他社会弱势群体遭遇“数字鸿沟”的可能性。     

论东汉帝陵南北兆域的形成

东汉帝陵可分南、北两大兆域,呈"南六北五"的分布格局。两大兆域的开辟,主要出于皇帝个人爱好或选择;此后帝陵的选址,基本遵循了"旁近祖考"和"同辈不共兆域"的原则。     

浅析语言的不对称性

语言间和语言内部存着各种不对称，本文试从词汇、语法结构以及意义之间来谈谈语言的不对称性，并试图寻找出这种不对称性的原因。     

谁与你共赴人生无常

十几年前,我在安庆读书时,常去一家叫“宿松”的小店吃饭。因为老板和老板娘都来自附近的宿松县,小店也就有了这个名字。宿松话很难懂,老板娘常和老板叽咕一番,再扭头用普通话招呼客人。她不仅语言切换得十分利落,做事也一样利落,常常是一边收拾台面,一边迎来送往,嘴上还算着账。有时,店里没什么人,等着上菜的工夫,老板娘会和我聊会儿天。她告诉我,25岁那年,她去广州打工,在一家酒楼遇到当厨师的老板,“就被套住啦”。说到这时,老板娘爽朗地一笑,双手还清脆地一拍,看得出她满脸的幸福。     

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考论——兼论外交特征形成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

本文考论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既定国策的层面,另一是外交运行的层面。主要利用洪武初年编辑的《祖训录》与洪武末年编辑的《皇明祖训》的相关内容,并发掘和利用明太祖外交诏令文书的大量实例,在对这两类史料经过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所反映的明代初年外交实态是一致的,结论是洪武朝形成并奠定了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和平外交模式,这一模式形成具有特殊的意涵,意味着明代帝王明确摒弃了自古以来存在两千多年的天子至高无上的征伐之权,选择了和平外交,回避战争,表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理念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而形成了明代外交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显著特征。并探讨了这一外交模式的转换,透视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的张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进而提出以朝贡体系一元论解释明代外交模式的观点,应该有所修正。     

毛泽东、陈毅反对摆“鲜花”

1949年6月,中南海的花匠师傅给菊香书屋摆了很多美丽的鲜花,但没多久,毛泽东就让人搬走。其理由是:"过去,这里是公共场所,由他们随意摆布,我不干涉。可是现在我就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花了……你们晓得,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的代表来。他们来了,就是为了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上世纪50年代,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同志应邀出席某形势报告会。主持者在讲台上铺了一块漂亮的台布,     

难点突破有妙招

正常听学生说:"我上化学课一听就懂,考试遇到新题时一做就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学生这里所谓的"懂",仅仅是对知识的一种肤浅的"知其然"罢了。其内涵并没有被其原有的认知结构所接纳,是孤立的、僵化的知识,故在新情境中提取很困难,运用起来自然不灵活。要使新知识被原有的知识经验同化,理解是重点;而使学生深刻理解相关知识,突破难点是关键。我在上课时采用了如下妙招,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师法自然的玄机——汤剂 游走在快慢之间的神奇

受寒了要喝红糖姜水，上火了用莲心泡茶——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随口都能说出几样中药，自觉不自觉地受用中药带来的好处。可是在现代的眼里，中药似乎已经慢慢被当成了养生调理的补品。     

空间不匹配带来城市收缩的三重逻辑——制度空间位移、政策空间悖论与行为空间失衡

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近40年的飞速发展和规模扩张，我国的城市发展步入了“后城市化”时代。“快速扩张下”的城市收缩现象越来越引起理论和实务层面的关注，其中空间层面的资源不匹配和不协调是带来城市收缩的重要原因。基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尝试从“制度—政策—行为”层面的空间不匹配，解释城市收缩的逻辑归因。其中，制度空间通过“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变迁”，带来收缩城市在空间和社会上的两极分化；政策空间基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带来城市发展的不平衡；行为空间嵌入个体、群体、家庭行为中，通过职住分离、就业环境等带来个体“空间—行为”的不匹配。最后，提出深化经济制度改革，促进收缩型城市再“更新”、关照区域政策平衡，扩大收缩型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坚持“以人为本”，让城市成为“人”的“家”等治理导向与政策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