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贡沙下遗址DI区发掘简报

2002年春,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与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香港西贡沙下遗址DI区进行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时期和宋代文化层,清理了石器制作场、墓葬、灰坑及柱洞等遗迹,出土大量石制品和陶器,还有少量汉、宋、明、清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为研究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圩墩遗址出土史前动物陶塑及其社会功能考辨

圩墩遗址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重要聚落遗址,新发现的三件史前动物形象陶塑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本文对陶塑的时代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考证。一件泥质红陶兽面形陶塑为马家浜文化晚期遗物,造型来源于河姆渡文化,陶塑腔体中空,可能具有多重的复合功能。另两件泥质黑陶动物形陶塑从质地和陶色判断为崧泽文化遗物,应是用作明器的丧葬用品,与殉葬动物一样被赋予了沟通生死两界的功能。三件陶塑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环太湖地区与相邻文化区之间存在长期的文化互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相近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文化传统,圩墩遗址发现的这些陶塑也承载了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考古遗址出土中国花鲈与尖吻鲈骨骼的辨识——以古椰遗址为例

鱼类骨骼考古是动物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内关于鱼类骨骼的鉴定与研究工作并不充分,限制了我们对古代捕鱼行为的认识。本文基于现生标本和古椰遗址的出土材料,对中国花鲈和尖吻鲈这两种常见鱼类的主要头部骨骼的形态差异进行了归纳。依照这些特征点,能够较为准确地区分中国花鲈和尖吻鲈,这是我们探讨古代复杂狩猎采集鱼捞社会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     

陕西府谷县郑则峁遗址发掘简报

郑则峁遗址位于府谷县高石崖乡温李河村西,座落在温李河与木瓜川交汇处的土丘上,西邻木瓜川,东邻温里河,神府公路堑山河从遗址的后部穿过。遗址隔河与温李河村相望,东距县城7．5公里(图一)。     

20世纪陕西10大考古发现

陕西是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西安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空前统一的秦帝国和繁荣昌盛时期汉唐王朝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西的考古发掘和文物研究成果举世瞩目。在这世纪之末、千禧伊始之际,本刊邀请几十位文物考古界有影响的专家和国家、陕西省有关方面负责人,从陕西历年来的考古发掘科学研究项目中,评选出10大考古发现,现予公布。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在此评出的十项之外,还有以下考古发掘项目在这次评选活动中亦受到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领导的高度评价,它们是:洛南花石浪洞穴遗址,大荔猿人遗址,华县老官台遗址,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汉中龙岗寺遗址,老牛坡商遗址,西周丰镐遗址,宝鸡　国墓地,泾阳高家堡墓地,秦咸阳宫遗址,华阴汉京师仓遗址,咸阳杨家湾汉兵马俑坑,汉杜陵陵园及从葬坑,咸阳沙河古桥遗址,咸阳北周武帝孝陵,隋仁寿官、唐九成宫遗址,唐昭陵陪葬墓,唐东渭桥遗址,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唐华清宫遗址等。这次活动得到了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研究所、陕西省文物局及其直属单位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道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秦咸阳一号建筑遗址分析

秦咸阳一号建筑遗址在原发掘简报中被称为“秦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是由原咸阳地区文管会刘庆柱、陈国英两先生主持发掘的。简报刊于《文物》杂志1976年11期。在简报的小结部分,作者把这一建筑初步判断为“咸阳宫主要宫殿之一”。     

秦当辅村遗址

当辅遗址,在陕西省淳化县城关镇当辅村。1997年发现后,我们随即进行了调查,1999年4至5月,我们又两次踏查,遗址迹象大体摸清。当辅村西下过冶峪河为淳化县城,距县城1．5公里,北距汉甘泉宫遗址25公里。遗址从当辅村北延至城关镇坷(lao)村,南北长约1公里;东自塬面,西至当辅村西冶峪河沟畔,东西长亦约1公里。     

考古学导论（续）

古代遗物可能在地表上或耕作和掘沟时被发现,这些遗物的本身仅具有考古资料的可能性,每个发现地点都可作为论据,但并不是一般所说的遗迹。遗物和遗迹在发现的状态中有着一致的型式分类才能成为资料,这些型式能借助共存的情况给予分类。历史的知识只能从遗址型式和其它型式的一起发现中被提取出来,遗址的许多种类有房屋、墓葬、堡垒、矿山、祭坛、井等等,我们考虑从一些特殊的方面来得到有关年代的知识。     

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

江西德安陈家墩商周遗址的第二次发掘面积达710余平方米,清理了房址、灰坑、灰沟、水井、土台等遗迹,出土了一批较为重要的文物,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     

关于莫高窟第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时代问题——兼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

莫高窟130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的修建年代传统意见一般认为是为西夏时期,本作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与看法。并逐一分析了前人所据资料,论证的结果认为无论从遗址花砖、壁画,还是130窟的重修时代,并相关书等均表明该殿堂建筑遗址应为宋时所建。并且通过供养人题记、历代洞窟营建的个人心理因素及曹氏诸节度使大量创建功德窟的事实,进一步表明其为曹氏归义军晚期由曹宗寿所主持兴建。中附带论及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