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友直 现在人心太浮躁

要画到跟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对得拢,他才能看懂。不要挖空心思,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木门的颜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旧红。白净的贺师母同时旋开斯别林锁、圆把手的新式锁为我们开门。顺着窄而陡的木楼梯望上去,贺友直笑眯眯站着迎客。     

游客看世博

每个观众眼里的世博会，可能都不尽相同。记者走近世博游客，听他们讲世博会的所观、所感、所思。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相对缺乏关注。通过对上海县城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不再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城市空间亟待改造。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码头、义冢迁移、公地改造、市容清理等,以不同以往的空间结构重塑了上海县城。这种因人地关系紧张带来的适应性改善不限于上海一地,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战时上海的财产犯罪:失业、通货膨胀与饥饿(1937—1942)

淞沪抗战的爆发以及日军随后对上海的围困与占领,给这座城市的权力结构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犯罪,也因战争的爆发受到显著影响。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年度《警务报告》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对战时上海城市犯罪的历史变迁展开考察,并检讨诱发犯罪的主要动因。研究显示,这一时期的犯罪活动在总量上出现显著增加,但这种数量变化在时间与空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从数量上看,财产犯罪构成了这一时期城市犯罪的最主要形式。随着日军在华中地区实施物资统制政策,上海经济迅速陷入困境,失业、通货膨胀及食物短缺相继爆发。以上三大危机构成了战时上海城市犯罪,尤其是财产犯罪显著增加的最主要因素。     

梅兰芳在日军占领下的香港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揭开了序幕,当时梅兰芳住在上海。3个月后,淞沪失守,黑暗弥漫了大地,上海租界也是一片狼藉!一天,有人来向梅兰芳提出要求,说是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梅以不久要到香港和内地演出,不能在上海电台播音为理由拒绝     

面孔

巨富卷入力拓案 备受关注的“力拓案”刚在上海开审，就曝出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涉嫌行贿900万美元，收受方是澳大利亚铁矿石巨头力拓公司原上海代表处的销售主管王勇。     

珲春牛痘局与区域近代化

光绪十九年(1893),清政府在珲春设立牛痘局,接种牛痘以防治天花的先进技术传入珲春。牛痘局的建立将平等、科学、卫生的理念带入了珲春地区,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改变了当地民众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了珲春地区的近代化。通过分析珲春牛痘局的设立缘由和行政运行,深入研究珲春牛痘局推进民众思想近代化与珲春区域近代化的内在联系,反思其在运行过程中的局限。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地域社会的跨国叙事: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氏跨国家族的建构

论文通过个案研究,探讨了近代以来广东潮阳陈四合批局与陈云腾跨国家族的建构。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少为国史学者所关注,但在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领域,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地方。无论是跨国主义、海洋史,还是从方兴未艾的跨国史视角看,近代以来的潮州人一直都是一个活跃的、深具跨国性特征的群体。陈云腾家族的故事首先说明,要深刻理解跨国空间的人群,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近代以来国家的制度变迁与地方社会脉络的因素。在海外的"跨国"要素影响本土社会的同时,本土社会业已存在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深刻影响着处于跨国空间的人群。     

清政府的“世博秀”

2010年,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将在中国上海召开。其实,从1851年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开始,就有了中国人的参与。这张老照片展示的则是1876年清政府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