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朝京师铁钱与圜法改制

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日本首任驻外武官福原和胜在华活动探析

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结盟构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驻外武官名义上须接受大(公)使节制,具体职务、权限、预算等均独立于外交系统,这尽管是国际惯例,也为军方与外务省的龃龉埋下了隐患.福原任职仅一年即被召回,表明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创设初期已现端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未有根本性解决.福原卸任驻外武官一职后,又迅速被秘密派往中国展开情报活动,其职权已扩充至军事、商贸、借款等多项业务范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从福原和胜的活动可知,明治初期除了派遣来华的日本外交官、军方人士及民间人士,在华外国人也是日本政府构筑对华情报网的重要一环.     

那三年我做外事记者

＂外事无小事＂,是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外事工作所作的一条重要指示。我于1996年至1998年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担任过三年外事记者,深深感到,外事工作不仅从纪律上来说,件件都是大事,同时也让我从一个侧面,在自己的外事报道工作中,亲历并见证了上海改革开放之后的许多大事,采访与这些大事相关的外事活动,亲身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这些年来发生的伟大变迁和对未来产生的深远影响,其景其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论晚清变局下的上海道台吴健彰

上海道台吴健彰,在晚清变局之际由广州赴上海,从洋行买办转变为地方官吏,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小刀会起义等多场重要历史事件,深刻演绎其“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人物形象。吴健彰通过善于敛财、办事精明、能通夷人等能力,深受清廷及地方各界的赏识,他的仕宦之路也因此得到延伸,直到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爆发。小刀会起义使吴健彰离开上海道台的位置,但并没有危及他的性命,这在以往地方官员对抗叛乱事件时较为少见,亦可归因于他的个人能力使然。因此,聚焦于上海道台吴健彰的研究,将能更好地剖析晚清变局下个人人物命运的变化,尤其是此类通商口岸的买办与官员。     

戊戌前后康有为议会思想的转变及其过程——以《第五书》和《第六书》之后从上下院到上议院的转变过程为主

在戊戌政变时期,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主要围绕着议会体系有关问题而提出并阐述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康有为的议会思想并不总是前后一致。通过分析,笔者认为在进呈《第六书》之前,康氏的改革路线仍然坚持上下两院制的议会体系,下院的结构和职权在康氏议会思想中占主导地位。在《第六书》后至百日维新宣布前的期间里,康有为持自上而下的开明君主路线(上院化制度局)和自下而上的民选下院路线(保国会活动)同时并行的政治策略。然而,自百日维新开始及康氏被召见并发表《答人论议院书》之后,他在民选下院和公民选举权这一激进路线上做出让步和妥协,上院的开明君主路线取而代之。但康氏的这一妥协并不表明他否定或放弃了在将来开设民选下院的终极理想。     

上海对蒲华艺术之影响

蒲华作为中国海派传统绘画的重要人物之一,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与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合称"海上四杰".蒲华一生主要有三个阶段,"学于嘉兴""成与台州""名于沪上",其中蒲华在上海所经历的人事物对于蒲华艺术最终的成熟与传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艺术被大都市经济快速发展往商业化推动,蒲华...     

“阿利森事件”是日军伤害西方人士人身安全的典型案例

董为民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美日间的外交折冲：以“阿利森事件”为中心》一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外交官阿利森在调查日军侵入美国产业拖走中国妇女强奸的罪行时,遭到日军士兵的殴打。美国政府就此向日方施加压力,驻南京日军在来自东京的命令下,向阿利森道歉,并将涉事官兵提交军法会议,事件得以解决。然而,在“阿利森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