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一体”：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村政权的构成及职能

抗战前晋察冀村政权掌握在以地主士绅为主的少数人手里,主要职责是完成官府交给的催征钱粮、征收摊款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村政权进行了成功的革命性改造,确立了以中共为核心的、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三位一体”的新型民主村政权。由此,村政权的职能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由过去的攫取社会资源,变为支援抗战、改善民生、服务社会。新政权、新权威、新村治,边区社会治理走出了以往的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对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邂逅坝美

与世隔绝的村子 在中国西南高原喀斯特溶岩地貌山区,珠江源头南盘江水系西洋江和驮娘江的腹地中,深藏于着一个令当今都市人心动的壮族村寨,它就是被称为21世纪“世外桃源”的广南坝美村。     

金阳新区的“关”和“官”

大关、阳关和金关,都位于金阳新区的东边。金阳新区话部的地名中没有“关”,却有几个“官”,它们分别是朱昌镇的郝官、窦官、李官、赵官和金华镇的何官。     

发展设施农业的领路人——记互助塘川镇高羌村党支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少数民族的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党和政府"三农"政策结出的硕果,也离不开农村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和付出。他们身居一线,不畏困难,努力创新,带领群众发展设施农业,组织劳务输出,美化村容村貌,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使村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本刊特发表一组反映互助、民和、大通优秀农村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先进事迹的稿件,希望对基层党员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拓展思路、鼓舞干劲有所裨益。     

为“海东第一村”注入新活力——记民和马场垣乡金星村党支部

发生在物理世界的裂变现象告诉人们,一种元素通过核反应转化为另一种元素,这种变化是彻底的。纵观金星村的历史变迁,从一个固守传统农业的村子通过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一跃而成为全省的优质果品基地,其间的变化     

对话费孝通

前些年,我住在太湖大学堂跟随南怀瑾先生静修。大学堂所在地吴江市庙港镇开弦弓村,就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成名之作《江村调查》的江村。     

试谈河南安阳置度村M8的时代、性质与青瓷伎乐俑的价值

安阳置度村隋墓M8是近年来安阳地区的隋代墓葬中最重要的发现。因未发现墓志,所以依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随葬器物特点的分析,对其时代、墓主身份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按照考古学的方法,对M8的时代、墓主人身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该墓葬应属于隋代前期晚段即开皇十五年至仁寿年间,墓主人应是拥有大量财富的地主富商。该墓出土的隋代伎乐俑,在人物造型上和雕塑手法上体现了隋代俑的艺术特色,在乐器的种类和组合形式上与隋代《七部乐》中《安国伎》较接近,对于研究隋代文化和中国古代音乐具有重要的价值。     

侨乐村:南京国民政府救助难侨措施的新尝试

论文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难侨问题及特点、侨乐村的筹办与运作模式、侨乐村推广之困境等问题;对侨乐村与华侨农场这两种难侨安置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面对30年代初出现的大批难侨问题,以往常规的救助政策已经不能应对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试图通过建立、推广侨乐村,从根本上实现对归国难侨的救济。侨乐村的创办具有救助难侨、开垦荒地繁荣经济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管理、运行中,却过度注重国家利益而忽视垦民诉求;加之其他外部环境的影响,侨乐村最终未能得到广泛推广。但通过垦荒安置难民的思路和举措被社会各界认同。侨乐村模式对抗战时期难侨、难民救助及后世华侨农场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有心还是无意:李济汾河流域调查与夏文化探索

1925年李济在汾河流域的调查以及1926年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自行组织的考古工作。以往研究大多指出探索夏文化是李济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本文通过分析李济当年所写的调查和发掘报告,证明李济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寻找一处适合发掘的史前遗址,并企图通过自己的工作以回应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而终李济一生,他认为在考古学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何种文化为夏文化。     

甘肃牛站村九天圣母传说与民众传承心理研究

在甘肃永登连城镇牛站村流传着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九天圣母传说。这些传说以民间写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地方保护神的形象,表达出民众的英雄认同、和平愿望、价值追求,生动展示了口头叙事与村落信仰民俗的双向建构过程,满足了民众多方面的信仰需求,也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村落史的记忆过程。传说的文化功能与民众传承心理紧密胶合、互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传说不仅仅是神圣性的,更是世俗性的,甚至带有某种些微的历史气息,立体综合地表达出了一种地方文化的鲜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