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民元国旗之争

国旗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民国建立前后,围绕采用什么样的旗式作为国旗,曾有一场严重的斗争。武昌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主张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而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等与一些立宪派人士,则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最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并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施行。国旗主张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民国建立前后的政治格局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清代山海关副都统的建置沿革与人事嬗递

清朝为调整畿辅驻防体系,加强长城沿线的八旗驻防,于乾隆八年,改山海关总管为山海关副都统.至此,山海关副都统成为山海关八旗驻防的最高军事将领,负责管理山海关地区的事务及其辖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以巩固清朝的统治.清代山海关副都统皆由旗人出任,历任山海关副都统的旗人一共66人,其民族成分、旗属、任期久暂、反映了清朝政府对山海关副都统人事嬗定情况.     

清初东北新满洲入旗研究

入关前后,清廷为了发展、壮大八旗集团,不断地吸纳新成员进入八旗系统,扩大统治基础.东北地区索伦、赫哲、达翰尔等少数民族,成为后金和清廷征抚的对象.当这批少数民族入旗之后,不仅扩大八旗组织,也使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根本性变化.     

论“耿藩”旗籍认同问题

以耿仲明为代表的“耿藩”认同旗籍问题,是清代“三藩”旗籍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即是从汉满文化交流融合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对“三藩”旗籍研究有所完善补充。[1]     

简论中国历代宰相官职的特征

封建专制时代辅佐国君总理国家政务的官员宰相,是没有独立大权的。历朝国君都要控制宰相的权力,致使宰相制度多变与不稳,历朝宰相职务及权限,也各有不同,变化不定。变化频、无定职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个极醒目的特征。     

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艾勒遗址调查与遗存试析

科尔沁左翼后旗(简称科左后旗)阿仁艾勒遗址是2007年当地村民发现的,得到消息后旗文物工作站迅速派人前往调查,并采集到几件完整陶器和石器.200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对科尔沁沙地汉以前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时,曾观摩过部分采集标本,其中有些陶器纹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希望能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2011年5月,吉平、朱永刚在科左后旗文物工作站李占杰等同志的陪同下,再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鉴于此次采集的遗物对科尔沁沙地史前遗存的识别及文化面貌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现将整理后的初步认识撰文予以发表.     

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

本文通过“犯罪免发遣”入律及例文的变化 ,尤其是诸多案例所暴露的问题 ,揭示清代社会两大法律主体———旗与民法律关系的调整及其意义     

清代满族的“诸申”问题

以诸申作为被剥削者论述社会性质,似偏颇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广大旗人官员的主要担任者是诸申,而其面对皇帝又自称"奴才",满文是aha(阿哈),与包衣阿哈、户下家奴的阿哈,是同一个词。但诸申、包衣皆非贱民"奴隶",为正身旗人。诸申的"奴才"身份,只对皇帝、王公本主子家有低贱性,对他人并无意义,他们相当多的是处于社会高等阶层。八旗领主领有诸申的分封制,入关后在下五旗中延续实行。道光朝限制下五旗王公所领旗分佐领诸申(哈哴阿)的数量,并解除较高官员之家对王公主子的奴才身份,但至清末仍有三分之一残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