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八旗家谱中"随龙安家"的记载

由于明末清初战争和大批八旗兵随顺治帝进驻关内,奉天边地荒芜。康熙二十六年谕令辽东8城开垦,包括地处边徼的岫岩、凤凰城①。从京师被调拨出的八旗兵丁携眷属在辽东大地上劈荆棘、斩草莱,开天地人风,经过数代人努力,田野阡陌、山丘成林,村落星罗棋布。他们经历了由习武采猎到农耕力田的转变,由官养到自养的转变,由京师人到辽东籍地的转变,关于这一段历史之详情,史籍记载较少。本文以家谱中鲜活的史料为依据,展示八旗兵随龙安家艰苦曲折的历程。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清代察哈尔扎萨克旗考

1634年,后金将大部分察哈尔人编入八旗,形成八旗察哈尔;又封林丹汗子额哲为和硕亲王,以其直属部众编旗,设立察哈尔旗。从蒙古文档案记载可知,察哈尔旗是一个外藩扎萨克旗。现存蒙古文察哈尔官员世职敕书进一步证明,察哈尔旗的职官和待遇始终与其他外藩扎萨克旗相同。察哈尔旗的后两任扎萨克阿布鼐和布尔尼父子作为蒙古大汗后裔,不甘于屈从清朝的统治,导致了察哈尔旗的覆灭。     

《科尔沁旗草原》情节与历史的真实

《科尔沁旗草原》是端木蕻良的长篇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写成于1933年。据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透露：是鲁迅先生激励他拿起了描绘草原的笔。这部作品于1939年初版至今,引起海内外许多文艺评论家的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     

清代旗丁对漕粮的盗卖与掺杂

清代,因多方克扣,官府给与漕运旗丁的费用不敷使用,因而漕运旗丁往往在运送漕粮的途中盗卖漕粮。对此,清政府制定了众多相关处罚规定和预防措施,但盗卖事件仍旧发生。旗丁盗卖漕粮的地点主要是在山东地区和北直隶地区的通州与天津。在这些地区,旗丁往往借出售余米、剥运漕粮、变卖土宜的机会将漕粮盗卖。漕粮被盗卖后,为了足额缴纳,漕运旗丁在漕船抵达目的地前,往往将沙土、糠皮、水、白土、药物、石灰等物掺杂到漕粮中以充数。     

北方方言视角下的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以《科尔沁旗草原》为例

端木蕻良的小说语言除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语言的典雅和西方小说语言的睿智外,还充分地汲取了地域文化和北方方言(主要是东北方言)的营养,从而使他的作品《科尔沁旗草原》具有了雅俗共赏、独具品格的语言特色.他所使用的语言既提高和净化了东北的方言俗语,又为西方和中国的古典语言灌注了野生的气息.     

清代乌喇特三公旗所领旗分探析

乌喇特部属成吉思汗胞弟哈撒儿后裔所统部,最初游牧于今呼伦贝尔一带。后归附清朝,被编为三旗,为防范外喀尔喀诸部及卫拉特蒙古部而西迁至阴山一带,隶属乌兰察布盟。本文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乌喇特部世系及所领旗分方面进行考述,理清史实,纠正史料所记载之错误。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三公制度的研究综述

建国以来,有关秦汉三公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的论著也日益增多。论述秦汉三公制度的设置、职权及演变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今天的政权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汉名臣杨震

现在的公仆们若都有惧"四知"之心,百姓之福!国家之福!中国在帝王统治的时代,不乏直谏之臣。他们认死理(儒学之理),撞着南墙不回头;他们绝对忠于君,也绝对严于己,戆直得令人起敬,也傻得令人叹息。有了他们,中国历史呈现出某     

八大胡同与北京城的空间关系——以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妓院为中心

作为妓女、妓院集中之地,八大胡同地处繁华闹市,与众多商业、娱乐设施毗邻,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空间结构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这种空间结构在清代前期已经逐步形成,其成因与此地人口密度高、男女性别比差大、流动人口与外来人口多有关,但主要是受清初"旗汉分住"以及娱乐设施被逐出内城的政策影响,亦即与因清政权结构的特殊性而外城实际成为首都全体日常性社会服务区域有关。清末新政受日本、欧洲影响的市政系统中的妓女、乐户许可、登记注册以及身体检查等规定在制度上正式承认了"公娼"的存在,并在既有妓院分布范围内进行区域限定。其后的民国北京市政继承、细化了清末的管理条例,将"红灯区"地处闹市的这一空间特征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