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创建时期的回忆

<正>筹建经过我于1987年8月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任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协助常务副主任房维中同志管经济研究工作。因为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1月底十三大闭幕后才正式到任。紧接着就参加起草总理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计委做事不多。直到筹备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才忙乎起来。     

安徽高升教育集团

孙永红,女,1968年9月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研究生,第十一届安徽省政协委员,合肥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农工党安徽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副秘书长,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副理事长。先后荣获省市县"三八红旗手"、"安徽省巾帼创业之星",合肥市"铿锵红玫瑰女校长"、"最信赖的民办学校校长"、"十大教育风云人物"、"优秀教育工作者"、民办教育"金领袖奖"和"安徽省中小学教育十佳女杰"、"安徽省魅力校长"、"中国民办教育名牌校     

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

有辽一代,崇佛之风甚炽,密教于此时迅速发展,由此形成"密教振兴,显密结合"之辽代佛教宗派特点。七佛造像渊薮久远,随着七佛信仰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从诸多辽塔七佛造像个案入手,探讨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体系的巨大影响及七佛与密教陀罗尼经咒的关系,从而揭示出辽代七佛信仰的护世护法功能及现实功利性。     

清代马可教墓志铭考释

马可教墓志铭现藏于河南省沁阳市博物馆。本文根据墓志记载,参考有关史料,考证了马可教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载崇祯十三年河内旱、蝗、瘟疫等自然灾害及明初洪洞移民、明末甲申之变等有关历史事件,可与史书、方志相互印证。     

民和“花儿”的文化形态

著名"花儿"王子马俊曾有一句戏言:青海的"花儿"在河湟,河湟的"花儿"在民和,民和是"花儿"的窝窝。的确,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是"花儿"创作的富矿区,也是"花儿"广为传唱的流行区,其境内流行的曲令多达十数种,大小"花儿"会也有五六个,尤其以七里寺"花儿"会为最。其传唱流行的"花儿"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河湟"花儿"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七里寺"花儿",是民和地区"花儿"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有其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而     

辽朝“入閤礼”考论

入閤礼在契丹传统礼仪生活和宗教信仰中找不到任何痕迹,其作为朝谒礼仪的一种起源于唐朝,与当时的内朝制度关系密切。唐末因乱礼阙,皇帝渐废正衙视朝,而入閤日重。五代之后皇帝于每月朔望日御正衙入閤成为定制,入閤礼遂成五代盛礼。辽太宗时期两次行入閤礼的实践,既体现了在辽初礼制建设中对中原五代礼制的继承,也是契丹国家性质转变的外在表现。辽朝中后期,在国家礼制建设日趋完善的同时,由于受北宋及契丹国家二元政治体制的影响,入閤礼废置不行。但是中央官系统中的东西上閤门司却得以保留,成为职掌辽朝礼仪的主要部门之一,在辽朝中后期国家礼仪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     

北赵晋侯墓地墓位布局原则与相关问题北大核心CSSCI

北赵晋侯墓地以类于古代宗庙合祭时神主排位的方式布列诸墓组穴位:太祖墓M114、M113墓组置于墓地中间东端,可能殉于国人之难的晋靖侯宜臼夫妇墓组M91与M92墓组置于墓地中间西端,英年早逝的一代太子墓M112置于墓地中心位置。如果以观察者的角度,在M114、M113墓组处,面向西站立,则M9、M13及其以下诸墓组呈两排布列于太祖墓前,只不过没有左右交替而已。北赵晋侯墓地内埋葬的正常死亡者只有七代。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

传统上,库克之死被归咎于夏威夷人的"野蛮",然而该观点却不能解释相关的另一现象:为什么在死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库克仍被岛民当做神灵祭拜?从18世纪的夏威夷社会文化本身去解读这一问题,会带给我们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在库克与夏威夷人接触的时候,"土著"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还相对平等,夏威夷文化并且还起到更主体化的作用,库克为首的殖民者是被纳入到夏威夷本地文化中理解的。库克的死,可以启发我们去进一步探究异质文化初次碰撞的方式和模式问题。     

論“元祐學術”與“元祐敍事”

"元祐學術"不僅體現了北宋蜀學、洛學、朔學三大學派的某些相同的經學思想,而且輻射到了文學、史學、制度等多個文化層面,是元祐黨人用來排斥"荆公新學"、廢棄熙豐新法的理論依托。紹聖以後,"元祐學術"遭致嚴厲禁錮,也成了"紹述"新黨排斥政敵的一個專門術語。南宋士大夫在反思北宋覆亡的歷史過程中,卻以一種過於偏執的認同,以及簡單的二分法和柔性敍事的手段,展開了以"元祐學術"爲判斷標準的歷史敍事;並將"元祐學術"視爲宋代進入"後三代"的重要標志,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從"元祐學術"的形成與被禁,到"元祐敍事"的展開,均與朋黨之爭息息相關,典型地體現了宋代士大夫優劣雜陳、得失參半的政治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