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史》真伪问题再思考——基于《大义略叙》记事特点的分析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一书真伪问题聚讼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书中长文《大义略叙》的记事问题。《大义略叙》是郑思肖仅靠回忆、见闻写成的宋末元初历史。虽然细节之处略显欠缺,但亲历之事,记载多大致无误;听自传闻,失实和不足之处略多;家族恩怨与遗民心态的影响也非常真切。这些记事特点与郑思肖的个人因素皆可相互印证,可证《心史》当非托名伪作。     

妖精洞府 别有洞天

神仙住哪里?古人认为“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把更多的舞台给了洞府。西游记里的妖魔洞府,非但不是阴森诡异的存在,反而藏着几分洞天福地的诱惑、求仙问道的道心。     

凡尘遗珍:《西游记》里的无上法宝

《西游记》中的妖魔虽然各有背景,但许多成员法力并不高强,之所以能跟齐天大圣抗衡,靠的都是有特殊功用的法宝。《山海经》中记录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上古传说,称大禹的父亲盗窃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据史家顾颉刚的《息壤考》,所谓的“息壤”,就是渭河峡谷的黄土地区,因春季水位上涨,土地突然隆起,古人误认为这种土会自己生长,故而把它编为治水的工具。     

大唐与天竺:极乐空意在何方?

《西游记》里的国度,往往有浓重的现实基底,哪怕是到了异域番邦的天竺境内,也不脱中土世界的景象。违和,却很合理。它们源自现实,映照现实,隐喻现实。消费时代的降临成化二十年(1484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诚痛心疾首地向朝廷控诉他在江南所见的穷奢极欲之风。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凤翰《博古图》与胶州三里河遗址

高凤翰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砚五绝,其艺术综合表现力突出,题画诗意境高远、秀异绝俗又不乏生活的真味,诗意画境兼善,既补充了绘画的叙事性功能,又体现了文学的图像化功能。《博古图》是其代表作品,但《博古图》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其与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渊源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幅古画揭开胶州三里河遗址的面纱,将胶州古代文明展现于世,不仅是艺术史,也是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青岛市城阳区出土汉代铜镜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汉墓出土铜镜为例

汉代铜镜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青岛市城阳区古庙汉墓、文阳路汉墓、后桃林汉墓、玉皇岭汉墓出土的汉代铜镜数量可观、种类丰富,由这批铜镜可一窥当时古不其城的社会发展状况,乃至西汉中期到晚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城阳区在汉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展情况,对研究城阳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从《崔严爱墓志》看唐人改葬与墓志改刻现象

唐人崔严爱的墓志存在志尾重刻和志侧补刻,影响了墓志信息的释读,现有著录大都有文字遗漏、句序颠倒等问题。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订,揭示出崔氏从吉州权葬之所迁葬洛阳邙山本家祖茔,又因崔氏祖茔重建从邙山杜郭村北原改葬平乐原,以及最终与丈夫卢招合祔葬入夫家墓地的三次改葬情形,殊为罕见。三次改葬信息在墓志上均有呈现,再结合相关出土墓志综合分析可知,唐人改葬时,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新撰刻新志外,还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刻、侧刻,一石二志,新旧两存等多种复杂情形。这对准确提取类似墓志的信息具有参考价值。     

瓷绘《西厢记》中的舞台艺术特征

讨论《西厢记》瓷绘艺术的文章可谓多矣,本文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释读历代瓷器上所绘《西厢记》画面与同时期舞台演出的关系,探讨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戏曲艺术与瓷绘《西厢记》装饰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