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献疑四则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代中书省南部济宁路地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有四处标注似有值得商榷之处,试分析如下:其一,尼山标注在济宁路所属曲阜县境内不确。按尼山,又称尼丘山,为孔子诞生之地~①。据于钦记载:"尼丘山,在滕州邹县东北六十里,有坤灵洞、宣圣庙。"~②后至元五年(1339)所立《尼山书院碑》碑阴题名记所列官员均为益都路、滕州、邹县官员,济宁路、兖州与曲阜县官员无一在列~③。     

敦煌本《摩诃般若经》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明确为《摩诃般若经》的写卷共约222号,除其中35号某一卷首尾皆全外,其余皆为残片或残卷.本文通过分析内容、残字、行款以及书风书迹,将其中的十六号缀合为八组,并附上缀合图分别加以叙述,以此为定名和断代研究提供相关线索,有助于深入地考察敦煌写卷的性质.     

“城市双修”理念下鄂西北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景观研究——以襄阳市为例

随着我国各方面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社会各界对于城市文化的传承发扬变得越发重视,修复城市生态环境,修补城市历史文化成为当前城市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文在“城市双修”理念指导之下,以襄阳市为例研究鄂西北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景观,通过对历史文化景观构成要素进行归纳总结,进而研究城市历史文化动态发展。     

从“小我”到“大我”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从“小我”出发透见“大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历程进程,谱写了一首“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成长”的伟大赞歌,而后又以“大我”回馈哺育“小我”,激发出世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与崇高的人文价值。     

解读“3S”在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中的综合应用

现阶段,尽管“3S”技术已经在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受到技术集成度的限制,使得在项目调查阶段往往缺少流程化的操作,对数据格式和坐标系统之间的一致化程度造成了一定限制,难以实现对于整体森林资源信息的高效管理。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设计一种“3S”技术的集成化应用平台,充分利用 ARCGIS 的各项功能优势,让调查操作的流程化和规范化水平得到切实提升,让调查流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得到切实保障。     

闯关中--史上一次主动和有意义的移民纪实

史上一次主动和有意义的移民纪实一部经典的电视剧《闯关东》,让更多人了解了历史上这次悲壮的移民运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山东人也曾携家带口“闯关中”。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谢应芳别集《龟巢稿》版本考辨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