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碎间见其统绪——洪迈《容斋随笔》之史学史识见

宋洪迈《容斋随笔》所撰千余则随笔中,包含着涉及历代史著、史家方面的讨论,内容涵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四个阶段。本文通过对《容斋随笔》有关史学的零散随笔进行纵向的梳理考察,并对其中重要者作深入分析,于细碎之间抽绎出洪迈学术体系中的史学识见及其思想价值之所在。借助对洪迈论史学笔记资料之二重性的运用,反思其对于认识中国史学之特质的价值。     

海外侨报对中国共产党抗战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以南洋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中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新闻报道为基础,考察了其塑造中共抗战形象的方式,分析了其编辑传播策略和历史意义。抗战时期,《南洋商报》通过宣传中共抗日方针政策、歌颂人民军队抗战事迹、介绍抗日根据地建设成就、展现中共领导人光辉形象、报道中共与华侨携手抗战消息等多种方式,成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同时,《南洋商报》十分注重传播策略,通过真实权威的新闻源,主旨集中的议题设置,多样适当的新闻体裁,立场鲜明的语言表达给受众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赢得了海外侨胞的认可,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立册存案，载入志乘：清代义田盗侵与宗族、官府应对

中国古代义田肇始于宋代,至清代鼎盛。伴随清代义田发展,盗侵现象亦呈多发之势。清代宗族、官府等踊跃捐输,支持义田发展,同时对义田盗侵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宗族主动申请将义田立案,经过官府层层审批,载入志书中备存。官府为义田创立者颁发执帖,并通过勒石建坊、颁给御书匾额、赏予顶戴等方式予以褒奖宣扬。对盗侵义田者,则订立法律规条,分类治罪处罚。乾隆年间发生两起义田侵没案件,反映了律法规条在义田保护方面缺乏应有的执行力,透射出官府保护义田之有心与乏力。     

乔治·芬利的古典文明衰亡说

乔治·芬利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德意志大学教育共同塑造的一位重要历史学家。他在其巨著《希腊史》中提出了古典文明于公元3-8世纪期间缓慢衰亡的学说,认为专制政府强加给普通民众的沉重财政负担是导致这场衰亡的本质原因,并在总结其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现实与未来的历史预言。乔治·芬利对早期基督教客观历史作用的理性分析修正了前辈学者爱德华·吉本的偏颇观点。他关于罗马帝国后期与拜占庭时代早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同著名的皮朗命题存在相通之处。他试图将历史经验教训与现实决策紧密联系起来的历史预言写作模式则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提供了重要启示。     

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明乐始祖魏之琰与《魏氏乐谱》

魏之琰（1617—1689年）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著名海商,他纵横于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海域。魏之琰将明代的中国传统雅乐传入日本,使明乐之名传扬东瀛,但却鲜少见于正史记载。其后人魏皓亦致力于发扬明乐艺术,留下了《魏氏乐谱》,让今人得以见到日本明乐艺术的原貌。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