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明乐始祖魏之琰与《魏氏乐谱》

魏之琰（1617—1689年）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著名海商,他纵横于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海域。魏之琰将明代的中国传统雅乐传入日本,使明乐之名传扬东瀛,但却鲜少见于正史记载。其后人魏皓亦致力于发扬明乐艺术,留下了《魏氏乐谱》,让今人得以见到日本明乐艺术的原貌。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商末征■美方时间考——兼谈利用周祭祀谱解决问题的方法

商末征■美方的时间,过去限于材料,一直未得到解决,2017年我们在天津博物馆发现一版甲骨,本文据其记载的周祭信息,利用周祭祀谱将征■美方的时间推定在帝乙十一祀十月至十二祀四月。征■美方时间的解决,使我们认识到,虽然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毫无问题、十全十美的周祭祀谱,但在有限的范围内,前辈学者所构建的祀谱,仍然可以为解决黄类卜辞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帮助。周祭祀谱既是工具,也是方法。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胡人发型:中古“剪头胡雏”艺术形象试解

古人发型是文化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发型不仅是时代的特征与时尚的符号,也是各个族群的辨识标志。从北朝到隋唐的中古社会,"剪头胡雏"的文物图像屡屡出现,一般来说,此类胡人形象是剪发而不是束发,在当时以"高髻为尚"的社会习俗中,"剪头胡雏"发型是有着"阶级感"的存在,是有关底层胡人的直观艺术产物。也说明当时入华胡人还没有彻底"汉化",仍然保留着本族群的发型特征。该发式是胡人与汉人的区别,也是其身份归属的象征。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是鲁迅为曹靖华之父曹植甫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连同附带的一封书信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和披露。近日碑文和书信手稿首度现身公众视野,从其内容、特征和相关记载分析,可以确定为鲁迅手书原稿无疑。这两件手稿的发现,为我们对比研究《教泽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问题,同时也廓清了包括曹靖华本人在内对这篇碑文手稿回忆的不准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