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献疑四则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代中书省南部济宁路地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有四处标注似有值得商榷之处,试分析如下:其一,尼山标注在济宁路所属曲阜县境内不确。按尼山,又称尼丘山,为孔子诞生之地~①。据于钦记载:"尼丘山,在滕州邹县东北六十里,有坤灵洞、宣圣庙。"~②后至元五年(1339)所立《尼山书院碑》碑阴题名记所列官员均为益都路、滕州、邹县官员,济宁路、兖州与曲阜县官员无一在列~③。     

敦煌本《摩诃般若经》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文献中明确为《摩诃般若经》的写卷共约222号,除其中35号某一卷首尾皆全外,其余皆为残片或残卷.本文通过分析内容、残字、行款以及书风书迹,将其中的十六号缀合为八组,并附上缀合图分别加以叙述,以此为定名和断代研究提供相关线索,有助于深入地考察敦煌写卷的性质.     

内蒙古自治区社区干预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探讨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以其独特的职能和地位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产生影响。本文构建社区干预机制体系,并基于内蒙古社区防控新冠肺炎的实证分析,探讨社区干预在地区和城市、农牧区间的差异,结合问卷得分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探讨影响地区间、城市和农牧区社区干预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内蒙古中部地区社区干预表现突出,东部其次,西部最差,城市社区干预显著优于农牧区;组织架构和职能发挥对地区内的社区干预效果影响较大。城市社区干预以组织架构和职能发挥为主,内外联系为辅,农牧区社区干预强调组织架构和内外联系,职能发挥薄弱;社区干预依照“组织架构响应--自身职能发挥--内外联系建立”的机制推进。     

轻奢风格的实践与运用

中国传统古建筑是我国千百年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现代因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有许多古建筑都处于面临破坏或难以发挥效益的困境之中。可使用新中式轻奢风格对传统古建筑进行室内空间设计,重新焕发古建筑的生命力,令其成为在现代社会也同样靓丽的景点,从而发挥出更大的审美以及带动周边经济发展的效益,让更多人领略中国传统古建筑之美。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政府作为研究——基于庚辛鼠疫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对比分析

1910—1911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的流行性肺鼠疫,是近代中国初次大规模肺鼠疫灾害,面对疫情,清政府采取措施,取得一定成就,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服务的现代化进程。2019年冬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通过分析对比两次重大疫情中政府的有效作为,对防疫工作进行反思,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进一步完善我国重大事件应急机制提出思考和建议,旨在推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闯关中--史上一次主动和有意义的移民纪实

史上一次主动和有意义的移民纪实一部经典的电视剧《闯关东》,让更多人了解了历史上这次悲壮的移民运动。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躲避战乱和灾荒,山东人也曾携家带口“闯关中”。     

谢应芳别集《龟巢稿》版本考辨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