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应芳别集《龟巢稿》版本考辨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在全省期刊编校质量抽查中《中国土族》杂志荣跃“优秀”行列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近日,在由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开展的青海省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中,《中国土族》杂志以细致、认真、高水平的编校质量,被评定为"优秀"等级。为切实加强我省期刊出版管理,履行期刊出版管理职责,推动我省期刊高质量发展,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从今年6月起,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在我省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的期刊中开展了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     

《故宫周刊》之清宫演剧史料汇考

1929年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周刊》创刊发行,这是民国时期故宫出版刊物中社会影响最大、刊期最长的文物刊物,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份艺术类刊物,在故宫出版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影响深远。该刊刊登了大量宫廷史料文献,包含青铜器、古玩、书画等,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演剧文献亦占不小比例,如戏台、戏衣、切末,全本《鼎峙春秋》、已散轶流失的《画兰》剧本等。本文对《故宫周刊》中的演剧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考证,旨在提高学界对《故宫周刊》文献价值的认识,为宫廷演剧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关于日本古代道路遗迹的波纹板状凹凸面的几点考察

所谓波纹板状凹凸面是指和道路遗迹互相垂直的或平行的以及多次发现的长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的连续的凹凸面.这种凹凸面,在1975年发表的千叶县船桥市夏见大墓遗迹的报告书中首次作了介绍,此后全国报道了近50个发现这种凹凸面的例子.最早的一例是在大阪府羽曳野市驹毛谷遗迹中发现的弥     

火枪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１６世纪中叶,西洋火枪传入日本。此后,以九州南的种子岛为基地,火枪和火药的制造方法迅速传遍日本各地。１５７５年发生的著名的长之战,使火枪显示出其巨大的威嵙Α;鹎沟拇爰捌湓谡秸械拇蠊婺Ｊ褂茫匀毡纠返姆⒄蛊鹆酥卮蟮挠跋熳饔茫渲凶顛重要的,是引起了兵器和战术的变化,加速了日本统一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日欧贸易和文化交嵙鞯姆⒄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及其破产

１９４２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治诱降失败之后,炮制了进攻重庆、西安的战略计划,企图一举摧毁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日基地。但计划出笼不久,太平洋战局逆转,日本进退维谷,难以实施。日本战败前夕,中国派遣军头目再次叫嚣实施作战计划,以作垂死挣扎。但历史不可逆转,计划的破产和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本文概述了该战略计划炮制的过程及其破产的原因,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我国的狼子野心。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的形象建构——以李香兰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中日两国人民除了蒙受战争苦难之外,还在不同程度上遇到国族与文化认同等问题,女明星也不例外。身为日本人的李香兰,在舞台上往往是以中国人的形象或主体身份示人,并闪现星光。然而,日本侵华当局的幕后掌控,民族意识的萌生,性别的纠缠,使她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处于矛盾、挣扎之中,艰难地做出国族的选择和认同。在多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最终完成了第二次中日战争时期女明星李香兰的形象建构,其中也包含着李香兰个人的主观想象和抉择。不容否认的是,战争时期建构的女明星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李香兰战后的行为。然而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潮流,李香兰在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新的角色,并树立起新的社会形象,赋予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女明星以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