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观”——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谈起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一书,是费正清早期研究的代表著作。这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综合利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术著作,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历史互动图景。费正清摆脱当时西方学界传统古典汉学和民族志学的窠臼,开创了现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费正清的这部早期代表作,涉及清代观、近代观、帝国主义观等理论问题,对后来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明乐始祖魏之琰与《魏氏乐谱》

魏之琰（1617—1689年）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著名海商,他纵横于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海域。魏之琰将明代的中国传统雅乐传入日本,使明乐之名传扬东瀛,但却鲜少见于正史记载。其后人魏皓亦致力于发扬明乐艺术,留下了《魏氏乐谱》,让今人得以见到日本明乐艺术的原貌。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古代方志狭义杂志价值简论

古代方志常常有狭义杂志一卷,内容驳杂,被置于志末,是名副其实的“杂志”。方志编纂者认为,有必要记载却又无法归入正志所列的各门之中的事情,统归为狭义杂志。狭义杂志不仅仅是对正志的相关记载予以补充,也从整体上对正志中所没有的内容尤其是有关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予以补充,还以奇闻补信史,记录一个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评判和向往,体现地方上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是方志之中的社会心理史。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与“修志姓氏”的设置

明代正德年间,我国方志开始在卷内设置“修志姓氏”,这标志着方志版权意识的觉醒。万历时期,“修志姓氏”逐渐规范,我国的方志版权开始走向成熟。清代道光时期的方志开始在每卷内细述该卷的负责人员,征示着现代方志署名的先声。方志版权意识的兴起,是在方志学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伴随着士人对方志认识的加深,以及朝廷上下对修志的重视,署名越来越成为参修人员的迫切需求。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