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应芳别集《龟巢稿》版本考辨

谢应芳是生活于元明之际的著名文士,其别集《龟巢稿》在当时和后世均引起过极大反响。《龟巢稿》主要有清刻本两种及清抄本七种存世,可分为二十卷、十七卷本这两大版本系统。二十卷系统中,清谢兰生刻本、盛宣怀刻本均祖自明末清初季沧苇抄本;双鉴楼藏清抄本应是季抄本的变异本,与上述刻本在分卷和收录作品数量上略有出入。十七卷系统的清宋宾王家抄本、四库全书本等则皆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不同版本系统不仅分卷差异显著,且篇目多寡亦判然有别。今对现存《龟巢稿》作版本志著录,并考辨内容异同。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在全省期刊编校质量抽查中《中国土族》杂志荣跃“优秀”行列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近日,在由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开展的青海省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中,《中国土族》杂志以细致、认真、高水平的编校质量,被评定为"优秀"等级。为切实加强我省期刊出版管理,履行期刊出版管理职责,推动我省期刊高质量发展,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从今年6月起,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在我省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的期刊中开展了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     

《故宫周刊》之清宫演剧史料汇考

1929年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周刊》创刊发行,这是民国时期故宫出版刊物中社会影响最大、刊期最长的文物刊物,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份艺术类刊物,在故宫出版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影响深远。该刊刊登了大量宫廷史料文献,包含青铜器、古玩、书画等,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演剧文献亦占不小比例,如戏台、戏衣、切末,全本《鼎峙春秋》、已散轶流失的《画兰》剧本等。本文对《故宫周刊》中的演剧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考证,旨在提高学界对《故宫周刊》文献价值的认识,为宫廷演剧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共产党地下机关设置的调适（1927—1937）

机关是政党维系组织运作的枢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借鉴之前公开机关的组织经验,扩大机关规模,使地下机关负责群众工作,并通过租赁房屋来设置地下机关,结果面临严重风险、成本压力和党内舆论压力。1930年,中共尝试推行机关群众化,以在业党员取代机关专职党员,以党员、群众的家庭及公共场所代替租赁房屋的方式缓解地下机关设置的困境。但在“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影响下,群众工作被局限于地下革命群众团体中,机关群众化的尝试收效甚微。1935年后,中共逐渐改变地下机关设置方式,明确提出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互分离,精简机关规模,实现了地下组织的成功转型。     

抓住遗址馆的特性,拓展社教活动空间——虢国博物馆社教活动尝试

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虢国博物馆是一座遗址类专题博物馆,是在西周虢国墓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提升社会教育功能,虢国博物馆抓住遗址馆的特性,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细针对特殊群体的社教服务,拓展了社会教育活动的空间,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新中国发展地方科学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调整CSSCI

从1955年开始,发展地方科学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其发展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形成与调整的过程。1957年,国家初步明确地方科学工作应主要利用现有力量,密切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来进行。"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科研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的科学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跃进"运动后,"两当"方针被确立为地方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科技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