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与天竺:极乐空意在何方?

《西游记》里的国度,往往有浓重的现实基底,哪怕是到了异域番邦的天竺境内,也不脱中土世界的景象。违和,却很合理。它们源自现实,映照现实,隐喻现实。消费时代的降临成化二十年(1484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诚痛心疾首地向朝廷控诉他在江南所见的穷奢极欲之风。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凤翰《博古图》与胶州三里河遗址

高凤翰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砚五绝,其艺术综合表现力突出,题画诗意境高远、秀异绝俗又不乏生活的真味,诗意画境兼善,既补充了绘画的叙事性功能,又体现了文学的图像化功能。《博古图》是其代表作品,但《博古图》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其与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渊源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幅古画揭开胶州三里河遗址的面纱,将胶州古代文明展现于世,不仅是艺术史,也是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从《崔严爱墓志》看唐人改葬与墓志改刻现象

唐人崔严爱的墓志存在志尾重刻和志侧补刻,影响了墓志信息的释读,现有著录大都有文字遗漏、句序颠倒等问题。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订,揭示出崔氏从吉州权葬之所迁葬洛阳邙山本家祖茔,又因崔氏祖茔重建从邙山杜郭村北原改葬平乐原,以及最终与丈夫卢招合祔葬入夫家墓地的三次改葬情形,殊为罕见。三次改葬信息在墓志上均有呈现,再结合相关出土墓志综合分析可知,唐人改葬时,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新撰刻新志外,还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刻、侧刻,一石二志,新旧两存等多种复杂情形。这对准确提取类似墓志的信息具有参考价值。     

瓷绘《西厢记》中的舞台艺术特征

讨论《西厢记》瓷绘艺术的文章可谓多矣,本文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释读历代瓷器上所绘《西厢记》画面与同时期舞台演出的关系,探讨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戏曲艺术与瓷绘《西厢记》装饰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考

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王式《西园雅集图》卷,此图是王式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所绘,描绘了北宋元祐二年(1087),以文坛盟主苏轼为中心的十六位文人雅士,在王诜的“西园”作书绘画、读书修身、参禅论道、抚琴养性、鉴赏古物的雅集画面。本文考证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是法秀,而不是寂照(大江定基)和怀贤。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夙兴夜处：一个丧葬礼俗的独特用语——以《文心雕龙·祝盟》为中心的分析

《文心雕龙·祝盟》篇有出自《仪礼·士虞礼》的“夙兴夜处”一语。对这一词语的理解,不仅关乎对祭祝之辞的解读,更关乎对古代丧葬礼俗的认识,因而值得深究。“夙兴夜处”与常用成语“夙兴夜寐”仅一字之差,几乎所有注本皆以二者等同,将其释为“早起晚睡,言勤劳也”,《汉语大词典》及各种辞书亦如此解释,实则是错误的。“夙兴夜处”特别用于丧葬之礼,指的是侵早起身而夜间独坐,意谓日夜不得安宁,颇为形象地描绘了古代丧葬之礼中特定的庄重、肃穆气氛以及主丧者的凛然恭敬之心、巨大悲痛之情和身心疲惫之态。这与表示早起晚睡的普通成语“夙兴夜寐”是完全不同的。     

康熙《御制耕织图》的社会心理学解读

作为清代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耕织图,康熙《御制耕织图》选择了以江南地区为蓝本来呈现汉族农村的水稻种植与蚕桑丝织过程。之所以如此,与清初的社会心理密不可分。这些要素的选择,既衔接了民众已有的社会心理结构,又契合了统治者的施政要求,具有厚重的心理学涵义,即确立清廷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革新社会秩序,表征统治者理想的农村模式。因此,康熙《御制耕织图》具有突出的社会治理属性,对理解历代耕织图的功能意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

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心,从大区域、长时段的角度总结了东亚、伊斯兰世界和南亚传统地图学的特色。认为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随着西方科学地图学成为主流,非西方地图学传统发生了断裂,但后者并非一夜之间消失于世,而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