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纪略》的刊布与张謇的君宪情结

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说法,袁世凯《戊戌纪略》首次刊行于光绪宣统之交袁世凯被罢回籍前后。事实上,《戊戌纪略》大约于1925年由张謇所创办和经营的南通翰墨林印书局以《项城自撰戊戌纪略》为书名首次铅印出版。1926年2月上海《申报》再次刊布《戊戌纪略》。张謇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辛亥革命后被迫接受共和政体。晚年的张謇对于民国建立以来党派纷争、军阀混战的动荡局面颇为失望,对于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忧心忡忡。他为中国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深感惋惜,认为以君臣父子秩序为核心的孔孟思想才是救时之方。《戊戌纪略》宣扬的忠君孝亲思想适应张謇等人精神需求,当为张謇刊印该书的动因。     

金代"石州"考辨

《金史·地理志》记述石州旧名为昌化军,兴定五年复隶晋阳。利用本证方法,结合相关地理文献,指出"昌化军"实为"昌化郡",始得名于唐天宝元年;所谓"晋阳"绝非一具体的行政区地名,而是"晋阳公府",即指称金末"九公封建"之一郭文振总领专制河东北路。     

探秘"中山宴"

孙中山先生不但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营养学家和美食家.他在《建国方略》中写道:"……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之妙,亦足表文明进化之深也."中山先生认为, 中国烹饪全球第一.     

五脊六兽

前不久有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那些五脊六兽的日子》还在放映,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一群闲得难受的北京孩子,在时代的变化与对未来的迷惘中无意间遇到命运转折点的故事。刚看到这电影名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五脊六兽"是什么意思。此片改编自郭思遥小说《那些人五人六的日子》,从小说名和内容介绍就可以看出这个词的两个意思,"人五人六"及"闲得难受"。     

《寿昌乘》辑本辑佚之考察

《寿昌乘》系南宋晚期寿昌军(今湖北鄂州市)方志,大致散佚于明清之际,清末文廷式自《永乐大典》辑出,后柯逢时刊刻文氏辑本,是为武昌柯氏息园刻本,此即"宋元方志丛刊"影印之底本。《寿昌乘》是唯一存世的宋代湖北方志,所载内容,如寿昌军沿革、军制与军学等,均仅见于此志,史料价值弥足珍贵。然而,该志的辑佚却未尽如人意,主要表现为漏辑、文字舛误与体例混乱三方面。翻检《永乐大典》残卷,可新辑出《寿昌乘》佚文四条,且可纠正文字传抄之误;分析辑本纲目间的层级与隶属关系,则能恢复此志体例原貌。     

《国语》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国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诸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刻总结其历史经验。它又以记载春秋时期贤士大夫的"嘉言善语"为重要特色,成功地创设了"记言"为主的史书体裁,承裁着古代中华民族的智慧。《国语》历史叙事有很高的技巧,成功地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以对比手法叙述事件、刻画人物,揭示出历史的深刻内涵,多角度、多层面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并提供了"纪事本末法"叙述历史的范式。产生于战国初年的《左传》、《国语》两部名著,标志着先秦史学的发展达到重要的阶段,并为中国史学即将出现更加成熟的巨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民族团结做点事是我的光荣——记西藏班戈县委副书记、中石化援藏干部王鹏雁

"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这首歌,不仅西藏干部、藏族群众爱唱,内地援藏干部也爱唱。王鹏雁,这位从山东来到西藏那曲地区班戈县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中石化第七批援藏干部,也在用自己的真情谱写着一曲"藏汉一家亲"的动人乐章。2014年9月,他参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获得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殊荣,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吐鲁番所出《晋阳秋》残本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残本《晋阳秋》,为著名史学家孙盛所撰,其保存内容前半部分为晋惠帝时赵王司马伦与贾南风外戚集团及张华权臣集团的政治冲突史实,后半部分为张华个人传记及《鹦鹉赋》,吐鲁番本晋阳秋与传世史籍互补,为研究晋代历史及孙盛本《晋阳秋》版本提供了及其珍贵的资料。     

再论包山简“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兼谈楚简大事纪年的性质

包山简中的七条大事纪年早先被定在楚怀王时期,其中的"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后来又被李学勤先生等考订为追记。清华简《系年》中有关于鲁阳公率楚军与三晋、郑国交战的记载,在楚声王至悼王年间,应与"鲁阳公以楚师后城郑之岁"一事相关。包山简中的另一纪年"齐客陈异致福于王之岁",可能是葛陵简中的"齐客陈豫贺王之岁"。同一批简牍中发现的楚简大事纪年未必是逐年相次的。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