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乐始祖魏之琰与《魏氏乐谱》

魏之琰（1617—1689年）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著名海商,他纵横于十七世纪的东南亚海域。魏之琰将明代的中国传统雅乐传入日本,使明乐之名传扬东瀛,但却鲜少见于正史记载。其后人魏皓亦致力于发扬明乐艺术,留下了《魏氏乐谱》,让今人得以见到日本明乐艺术的原貌。     

申论子弹库帛书《四时》之四神——战国文献中四时四方神的“天神”“地祇”两系说

子弹库帛书《四时》中的四时神名应释为“青[阳]■”“未〈朱〉明■”“翏黄难”“■(湛)墨■”,与《尔雅·释天》的“青阳”“朱明”“白藏”“玄英”当属同一系统。它们源于天象,在神祇系统中当属“天神”,且已具有明显的阴阳五行色彩。以《吕氏春秋》等为代表的“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本是五行的职司之神(五官),也是“五祀”的祭祀对象,应属“地祇”。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作为“地祇”的“五官”通过五行与四时相配的方式,实现了向四时神性质的转化,并藉由《吕氏春秋》等文献的广为流传,逐渐被认为是四时的正神。因此,目前文献中所见的四时神,究其来源当有“天神”和“地祇”两系之分。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宁夏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宁夏回族自治区坚持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对宁夏乡村旅游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分析宁夏特色旅游村的空间分布,宁夏特色旅游村形成以银川市为核心的高密度中心,以贺兰山、黄河、清水河、六盘山为依托的乡村旅游带,在局部形成若干乡村旅游集聚区。宁夏乡村旅游发展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基础设施薄弱、专业人才匮乏、文化挖掘不够、市场运作较差、季节问题突出、旅游业态单一、服务质量不高、营销力度不足等,本文在分析宁夏乡村旅游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坚持规划引领、创新机制体制、促进协同发展、培育专业人才、深挖文化特色、创新产品业态、建立服务标准、加强市场营销、引导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宁夏夜间旅游发展现状与优化策略

夜间旅游的兴起,对带动地方经济、改进服务设施、打造文旅品牌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宁夏）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支持创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已初见成效。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宁夏夜间旅游分布广、类型多,但存在公共服务滞后、产品趋于同质化、文化内涵融合度不高、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科学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细分旅游市场,丰富产品类型;深度挖掘地域文化,打造夜间旅游文化IP;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夜间旅游知名度等优化策略,促进宁夏夜间旅游的蓬勃发展。     

郭文林:“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手艺传下去”

冬日的暖阳斜斜地照在故宫东华门的碧瓦之上,映射出一道亮眼的光弧。红墙边几位身着汉服的少女袅然走过,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脂粉香气。隔壁桌的小情侣总是时不时地偷偷望向过来,因为笔者对面坐着的郭文林先生看起来多少有些似曾相识。自从参加过《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之后,一旦在故宫附近出现,郭文林总能遇上类似的情况。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是鲁迅为曹靖华之父曹植甫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连同附带的一封书信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和披露。近日碑文和书信手稿首度现身公众视野,从其内容、特征和相关记载分析,可以确定为鲁迅手书原稿无疑。这两件手稿的发现,为我们对比研究《教泽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问题,同时也廓清了包括曹靖华本人在内对这篇碑文手稿回忆的不准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