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庄公三十二年》伐邢之"狄"考

《春秋》所载伐邢之"狄"应为商人.在邢国墓葬考古中,发现有"毁墓"现象,由年代和情势判断,只能是对邢有"亡国"之恨的商人所为.狄也叫戎.戎在金文中写作" ",最初是商王小乙之子"子 "的氏族徽志.这个氏族一部分居于王畿北境,今河北新乐一带,负守土之责.周公东征后逃匿太行山中.狄也作翟.翟,《说文》云"山雉尾长者",《赵世家》云"子姓".图腾和族姓皆与商人相同.     

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被高度政治化的1体现。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做考察,就必须承认,“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正面效用,用作前车之鉴,直接导致了周、西汉、唐盛世的出现;负面效用,以防弊致弱的方式,影响到东汉、西晋、北宋等朝代的立制不良。对造成这两种不同效用的原因,应该正视和探讨。     

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概念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中国早期国家是指夏商周三代已具备公共权力,但社会仍滞留在居民血缘组织基础之上的政治组织.所谓中国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了早期国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则是走的部落联盟酋长因其职务的“独立化“转变为“社会主人“这样一条路径.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影话西藏》连载之三 莲花绽放——重访墨脱

墨脱,位于西藏东南角,面积3．4万平方公里,古称．“白玛岗”,藏语意为“花朵”。这里地形北高南低,四面环山,形似莲花,雅鲁藏布江纵贯全县南北。大藏经《甘珠尔》称之为“佛之;争土白玛岗,圣地之中最殊胜”。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继往开来——《名人传记》三十岁感怀

时光荏苒,岁月流转。 1985年,《名人传记》创刊;2015年,跨入而立之年。 艺苑奇葩,传记创作典范;《名人传记》,树起权威之剑!     

禹之鼎《王翚骑牛南还图》考略

世传清初著名画家王翚的肖像不止一幅,但真正能够反映其形神的作品,是与他相识多年、以肖像画称著的禹之鼎所绘《骑牛南还图》。本文通过叙述王翚请禹之鼎创作《骑牛南还图》与遍邀名流、友朋题诗的情况,阐释了像主和创作者各自的企望,同时,画家对像主还乡心情的体会深刻,也终令画作得以完美呈现。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孙中山“平均地权”理论再思考

土地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头等大事,考察各个时期的土地主张是认识近代中国各时期政权属性和立场的重要指征。对土地权利的探讨,则是研究土地问题的核心。“权”的力量伴生着“利益”,“权利”往往会被视为一体,因此在面对“平均地权”理论时,研究者们基本默认了地权与地利一体,讨论的空间通常建立在两个点上——国家对土地的态度和国家可行使权利的方针内涵,而没有对方针内容能否对应“平均地权”题目做出回应。事实上,“地权”和“地利”两个概念在“平均地权”理论中并不适合做一体化讨论,推行这一理论,无法通过“地利”的平均实现“地权”的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