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国家的形成与中国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早在绳纹时代(约公元前800～200年)末期,日本民族就开始了学习中国文化,此后的整个弥生时代(约公元前200～公元300年),日本民族更加积极地摄取,从而一改原始的滞后状态,使原始社会迅速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终于在古坟时     

日本的世界战略及我国面临的挑战

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以后,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本国内部条件的制约,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卧薪藏胆,两耳鲜闻世间事,苦心经营内部事务。经过艰苦拼搏,终于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崛起,是亚太地区,也是整个世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日本观,同时也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中间,变得财大气粗,一改过去的小国意识,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明显膨胀。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70年代起,日本的     

拉施塔城堡镇:一处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伊朗遗迹——基于文献、地理考察和考古遗存的推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并生产丝绸的国家,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曾考证,在萨珊王朝(224-651)后期,中国桑蚕养殖技术传入伊朗.本文以伊朗神话和历史文献中哈弗特瓦德之虫故事为着眼点,考察该故事的发生地凯加让的地理位置,并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拉施塔城堡镇的历史遗迹和文明年代,从而将伊朗从中国引进蚕养殖业的年代提前到帕提亚王朝(前247-公元224)晚期至萨珊王朝早期,至于传播的路线,本文也作了两种推断.这一新发现和研究,对于探索中西物质文明交流具有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神秘多彩的少数民族面具艺术

从人类信仰万物有灵的远古时代开始,面具就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成为某种神灵的象征。面具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神奇多彩的面具千百年来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蕴藏着诸多历史文化信息,是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探索与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拥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各民族生活的地域及其社会历史也各不相同,在文化传统上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在面具文化上呈现出了地域性和多元化的特征。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是鲁迅为曹靖华之父曹植甫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连同附带的一封书信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和披露。近日碑文和书信手稿首度现身公众视野,从其内容、特征和相关记载分析,可以确定为鲁迅手书原稿无疑。这两件手稿的发现,为我们对比研究《教泽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问题,同时也廓清了包括曹靖华本人在内对这篇碑文手稿回忆的不准确之处。     

新见《增补儒林外史眉评》考论

笔者新近发现的清末文人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是学界未曾注意的《儒林外史》新评本。童评为抄本,仅有评语,无正文,以齐省堂增订本《儒林外史》为底本,逐页点评了原书的前二十三回半,计有六万五千馀字。童评批语精湛,对《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质阐发得尤为细腻深刻;着力发掘作者的用笔相犯之妙,能从细笔中阐发作者的意蕴;关注叙事方法与叙事视角,善于从细微处体察世态人心,长于从无文字处见世情;语言风格或庄或谐,与小说风格随处匹配,更熔铸着评者强烈的个人意志。     

展览

深圳:源于自然的时尚"源于自然的时尚"及全新展中展"衣从万物:中国今昔时尚"目前正在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举办,通过英国V&A博物馆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纺织与服饰藏品,以跨越2300年历史的400件全球时尚珍品,探究不同文化中的时尚如何从自然汲取灵感,又对自然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展期至6月6日。     

《玉壶野史》“生旦杂处”考辨

北宋文莹《玉壶野史》载南唐韩熙载事,有"生旦杂处"一语,学者或据此而论定其时已有"生""旦"脚色。今梳理该书历代版本流变,知是书在明初后五卷阙佚,嘉靖年间抄补时已有阙文,作"生杂处",鲍廷博校刊本则去此空格,作"生杂处"。另有清抄本作"生冝杂处",乃抄录之误,周星诒、陆心源等人校订时皆删去。作"生旦杂处"者后出,最早见《四库全书》本,乃将"冝"误作"旦"。参酌《南唐书》《宋史》《续通志》的相关记载,"生"之本意当为"生徒""门生",故此语不可作为南唐时已有生旦脚色之依据。     

历史、本体与象征:"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策展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是全流域、全时空、全方位展示中国大运河的风采的专题博物馆,"大运河——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最为重要的基本陈列之一.展览以宏观叙事方式,结合数字技术和现代展示手段,通过反映大运河历史、运河价值、运河文化的各类文物、文献、展品,向公众讲述大运河的中国故事,展现大运河的魅力和文化风采.策展团队挖掘、选择合适的文物展品并根据展品和主题进行创意设计,以此来实现展览目的 .科学、直观地揭示历史,同时生动、形象地解读运河文化,这样的策展理念和实现路径,可为我国大型线性遗产的展示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