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21世纪以来,一批在犹太复国主义与后犹太复国主义辩论中成长起来的以色列知识分子,围绕流散地历史与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运动、工党时期的集体主义观念、以色列国家性质与未来走向、巴以冲突及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等话题,重新审视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种以“修正”为核心的新史学话语,反映了当下期望与失望并存的以色列社会既要拥抱传统又必须面向未来的时代特征,这些知识分子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以色列史学发展的时代转向与史学方法的调试更新,也代表了以色列民族国家叙事的新趋向。     

古代方志狭义杂志价值简论

古代方志常常有狭义杂志一卷,内容驳杂,被置于志末,是名副其实的“杂志”。方志编纂者认为,有必要记载却又无法归入正志所列的各门之中的事情,统归为狭义杂志。狭义杂志不仅仅是对正志的相关记载予以补充,也从整体上对正志中所没有的内容尤其是有关社会生活史方面的内容予以补充,还以奇闻补信史,记录一个时代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评判和向往,体现地方上普遍的社会心理,可以说是方志之中的社会心理史。     

《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评析

桂越国际铁路交通线在抗战时期紧急修筑,这条新的战争生命线的开辟,支持了中国的持久抗战,引发了桂南战役和桂柳战役。《广西动员百万协筑湘黔铁路桂段工程纪实》详细记载了其修筑的过程及其相关的内幕,是研究抗战史和铁路交通史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大量原始资料的运用和对民众抗战力量的重点表现,使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上的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以《贤劫经》的译传为背景

近年来,随着一些犍陀罗语、梵语《贤劫经》残片的发现及学者们的研究,已大致梳理出《贤劫经》发展与译传历程。与文本的译传相对应,与贤劫信仰相关的千佛图像也在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中大量出现。文章以犍陀罗、于阗和河西地区为节点,围绕《贤劫经》的产生与译传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千佛图像进行梳理与探讨,勾勒出贤劫信仰与千佛图像流传的时间线索与传播路线,并认为千佛图像是在文本译传之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域流行的佛教建筑结构与宗教实践,在图像组合与布局上进行的探索与创新。《贤劫经》的译传与千佛图像流行对大乘佛教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具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基于地理实践力培养视角的研学旅行方案设计——以张掖四大丹霞景区研学旅行实践为例

研学,即研究性学习,是指将学习与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新型探究型学习方式。研学课程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研学活动的特殊性使得研学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比普通课程更复杂,其不仅能提升学生的地理实践能力,而且可以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地理环境与人文历史,从而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本研究以《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为依据,以张掖四大丹霞景区研学旅行实践为例,结合丹霞地貌实况,同时运用文献查阅法、文本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提出研学旅行方案设计思路,针对性开展丹霞地貌研学旅行活动,以期促进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增强,落实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并为当地高质量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提供参考,为学校教师和研学旅行规划人员提供科学、高效的研学旅行方案设计新方法。     

我们说什么?我们对谁去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1987年年会上的讲话

地理学家的演讲与他们运用文字、图象所作的交流同样值得重视.美国的地理学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得到加强,即围绕地点、地区和全球联系发展实质性演讲,促进自然地理的发展,恢复地理生态的传统.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对于完成上述任务,对于改进地理学科以满足不断出现的需要,将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自己拆自己的台,避免不现实的空想,避免玩弄语言技巧,而是坚持在大学里进行高质量的教学,并在教师和从事地理实践工作的人员之间开展学术交流,那么地理学将会变得更加有效.我们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帮助改进美国的中小学地理教育.     

大和国家的形成与中国文化

日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早在绳纹时代(约公元前800～200年)末期,日本民族就开始了学习中国文化,此后的整个弥生时代(约公元前200～公元300年),日本民族更加积极地摄取,从而一改原始的滞后状态,使原始社会迅速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终于在古坟时     

日本的世界战略及我国面临的挑战

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以后,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本国内部条件的制约,在日美安保体制下,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卧薪藏胆,两耳鲜闻世间事,苦心经营内部事务。经过艰苦拼搏,终于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崛起,是亚太地区,也是整个世界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日本观,同时也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增强,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中间,变得财大气粗,一改过去的小国意识,大国意识和民族主义倾向明显膨胀。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自70年代起,日本的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     

新发现鲁迅致曹靖华书简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手稿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是鲁迅为曹靖华之父曹植甫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连同附带的一封书信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和披露。近日碑文和书信手稿首度现身公众视野,从其内容、特征和相关记载分析,可以确定为鲁迅手书原稿无疑。这两件手稿的发现,为我们对比研究《教泽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据,解决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问题,同时也廓清了包括曹靖华本人在内对这篇碑文手稿回忆的不准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