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外动态

1月4日中国国家图书馆方志馆正式挂牌。在方志馆临琼楼一层,还将新开设地方文献第一阅览室和地方文献第二阅览室,专门为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服务。(《楚雄今古》2009年第1期)     

柳如是:最有气节的秦淮名妓

在人们的印象中，柳如是不过就是秦淮八艳之一，一个很有文采的妓女而已。可是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当时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却在贫病交加中拼尽全力，用十多年的时间，由他口述助手笔录，写下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方志视野下的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研究

梳理上海地方志特别是旧志关于明清时期疫情的资料,分析明清上海地区疫情特征,发现明清上海地区平均7年就有1次疫情,多在夏秋之交;这一地区疫情重心有从华亭县—上海县区域向上海县—嘉定县区域迁移的趋势;疫情烈度总体较高,以“大疫”为主;病种记载较少,见载的病种以霍乱和红痧为主;上海地区疫情常与他灾害并发。从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来看,则可以发现上海地区疫情特点与全国和江南地区相呼应,但在清代末期,由于人口和经济重心迁移至从府城华亭县(包括娄县)迁移至上海县,疫情重心也随之转移到上海县。     

高台魏晋墓出土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校释

帛书《恭、宽、信、敏、惠之道》于1991年末出土于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魏晋墓葬,现藏高台县博物馆。《张掖文物》一书有著录及题解,但未附发掘报告。帛书首尾有残损,文本由楷书写成,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多简化字。现存82行,8000余字,分12章,每章500-600字,内容多引《诗》《书》《论语》等儒家经典,以阐发儒家思想为主。日本学者町田隆吉及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对帛书进行了初步整理研究,尤其是李永平先生对帛书进行了初步释读和整理,并发表有研究文章。承蒙李先生襄助提供有关材料,笔者得以在其释读及研究的基础上,比对帛书图版,对帛书文本予以重新校读释文,注解疑难字、词,分章疏通句意。此外,还对帛书的书写格式、特殊符号、特殊印记的书写意义及形成原因做出判断。因其内容涉及“民胞物与”等观念,故于帛书文本的年代及抄写流传过程等,还需要依据其内容、体例、书体等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考

《皇朝礼器图式》为清代乾隆朝敕撰的重要礼制文献,对清代的礼器制度进行了全面总结,是了解清代礼制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内阁大库档案被视作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兹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相关档案与《清实录》等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皇朝礼器图式》成书过程中的编撰背景与编撰时间作了创新性阐释,并首次梳理出了该书校补工作中的三个不同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于《皇朝礼器图式》成书和校补的研究不足。     

四川省各市州旅游业发展水平研究

本文以四川省21个市州旅游发展的截面数据为研究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计算其旅游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名和分类。从主成分得分来看,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模和实力得分最高的为成都,乐山、绵阳次之;交通基础设施得分最高的为甘孜藏族自治州;从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来看,成都排名第一,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模与实力领跑全省,但第一类与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城市综合得分差距较大,说明四川省各市州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持续发力,进一步缩小差距。     

《全唐文》收李知玄《古塔记》辨伪

李知玄《古塔记》是现存记录湘山全真禅师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经比较《全唐文·古塔记》《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二种文本,围绕所涉地名、籍贯、著述、禅法特色等六方面差异考证,证实《全唐文》所收《古塔记》实际上源自康熙《湘山志》,经过《湘山志》编纂者谢允复系统改编,远非李知玄《古塔记》原本。《湘山事状全集·古塔记》更接近李知玄原本,是反映唐代湘山全真和尚生平、禅法思想的可靠材料。     

《明史》《明世宗实录》所载田汝成历官勘误

《明史》和《明世宗实录》对著名文学家田汝成所任官职的记载均存在讹误,并被后世史籍和当今流传甚广的数种文史工具书所承袭。文章依据新出墓志文献和明人文集、方志等史料,勘正了正史对田汝成官职的错误记载。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