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敦煌所出《沙州伊州地志》的中古西域史地研究价值

S.367《沙州伊州地志》内容多渊源有自,透露了传世文献所不详的史事。此卷关于鄯伏陀事迹与其它文献比对,可以看出鄯善人迁入纳职的传说在唐代后期并没有凝固。蒲昌海地名在鄯善、伊吾重合的现象,应该与古代鄯善人迁移到伊吾的史实有密切关系。曹魏伊吾县在敦煌,不在伊州,故S.367《沙州伊州地志》言伊州“魏、晋无闻郡县”。     

《左传》成二年“申公巫臣窃夏姬”叙事质疑

楚大夫申公巫臣窃夏姬出奔晋是《左传》中精彩的叙事。但与《国语》《史记》、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对读,知《左传》所载颇有可疑。综合考察《左传》成二年的礼制、文例、语词,可推断这段叙事并非出自原始史料,而是带有左氏编纂者创作的痕迹。     

《心史》真伪问题再思考——基于《大义略叙》记事特点的分析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一书真伪问题聚讼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书中长文《大义略叙》的记事问题。《大义略叙》是郑思肖仅靠回忆、见闻写成的宋末元初历史。虽然细节之处略显欠缺,但亲历之事,记载多大致无误;听自传闻,失实和不足之处略多;家族恩怨与遗民心态的影响也非常真切。这些记事特点与郑思肖的个人因素皆可相互印证,可证《心史》当非托名伪作。     

妖精洞府 别有洞天

神仙住哪里?古人认为“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把更多的舞台给了洞府。西游记里的妖魔洞府,非但不是阴森诡异的存在,反而藏着几分洞天福地的诱惑、求仙问道的道心。     

凡尘遗珍:《西游记》里的无上法宝

《西游记》中的妖魔虽然各有背景,但许多成员法力并不高强,之所以能跟齐天大圣抗衡,靠的都是有特殊功用的法宝。《山海经》中记录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上古传说,称大禹的父亲盗窃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据史家顾颉刚的《息壤考》,所谓的“息壤”,就是渭河峡谷的黄土地区,因春季水位上涨,土地突然隆起,古人误认为这种土会自己生长,故而把它编为治水的工具。     

大唐与天竺:极乐空意在何方?

《西游记》里的国度,往往有浓重的现实基底,哪怕是到了异域番邦的天竺境内,也不脱中土世界的景象。违和,却很合理。它们源自现实,映照现实,隐喻现实。消费时代的降临成化二十年(1484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诚痛心疾首地向朝廷控诉他在江南所见的穷奢极欲之风。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高凤翰《博古图》与胶州三里河遗址

高凤翰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砚五绝,其艺术综合表现力突出,题画诗意境高远、秀异绝俗又不乏生活的真味,诗意画境兼善,既补充了绘画的叙事性功能,又体现了文学的图像化功能。《博古图》是其代表作品,但《博古图》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其与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渊源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幅古画揭开胶州三里河遗址的面纱,将胶州古代文明展现于世,不仅是艺术史,也是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从《崔严爱墓志》看唐人改葬与墓志改刻现象

唐人崔严爱的墓志存在志尾重刻和志侧补刻,影响了墓志信息的释读,现有著录大都有文字遗漏、句序颠倒等问题。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订,揭示出崔氏从吉州权葬之所迁葬洛阳邙山本家祖茔,又因崔氏祖茔重建从邙山杜郭村北原改葬平乐原,以及最终与丈夫卢招合祔葬入夫家墓地的三次改葬情形,殊为罕见。三次改葬信息在墓志上均有呈现,再结合相关出土墓志综合分析可知,唐人改葬时,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新撰刻新志外,还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刻、侧刻,一石二志,新旧两存等多种复杂情形。这对准确提取类似墓志的信息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