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考

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王式《西园雅集图》卷,此图是王式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所绘,描绘了北宋元祐二年(1087),以文坛盟主苏轼为中心的十六位文人雅士,在王诜的“西园”作书绘画、读书修身、参禅论道、抚琴养性、鉴赏古物的雅集画面。本文考证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是法秀,而不是寂照(大江定基)和怀贤。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缀合示例

敦煌写卷中的裱补纸是古代文书修复的真实反映,也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为考察中心,对四组社会经济文献裱补纸进行缀合,纠正了前人校录部分写卷时的疏误,同时从文献性质、抄写年代、文书定名等方面对各组文书加以研究。这些缀合工作对提高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质量大有助益,也进一步证明藏经洞与道真及其团队收集古坏经文修补佛典的活动关系密切。     

当阳曹家岗M5、赵巷M4的年代与文化因素述论

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发现的几件青铜礼器,既晚于南阳彭射墓亦略晚于淅川下寺M10出土的同类器,而略早于寿县蔡侯墓随葬的相关遗物,与南阳彭启墓发现的同类礼器相近似,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510年上下或略早,该墓的下葬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赵巷M4残存的几件铜礼器,与下寺M36和M4所见的同类器相当,其下葬以在公元前570年前后比较适宜,属春秋中晚期之际。曹家岗M5的埋葬方式与器物特征,呈现典型楚文化的风格,墓主人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楚国名臣申包胥。赵巷M4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墓主当是一位地位较高、身份较特别的楚系异姓贵族。     

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

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其中,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兴隆文化遗存是以麻点纹圜底釜、筒形罐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距今7740—765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