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精洞府 别有洞天

神仙住哪里?古人认为“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把更多的舞台给了洞府。西游记里的妖魔洞府,非但不是阴森诡异的存在,反而藏着几分洞天福地的诱惑、求仙问道的道心。     

凡尘遗珍:《西游记》里的无上法宝

《西游记》中的妖魔虽然各有背景,但许多成员法力并不高强,之所以能跟齐天大圣抗衡,靠的都是有特殊功用的法宝。《山海经》中记录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上古传说,称大禹的父亲盗窃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据史家顾颉刚的《息壤考》,所谓的“息壤”,就是渭河峡谷的黄土地区,因春季水位上涨,土地突然隆起,古人误认为这种土会自己生长,故而把它编为治水的工具。     

大唐与天竺:极乐空意在何方?

《西游记》里的国度,往往有浓重的现实基底,哪怕是到了异域番邦的天竺境内,也不脱中土世界的景象。违和,却很合理。它们源自现实,映照现实,隐喻现实。消费时代的降临成化二十年(1484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诚痛心疾首地向朝廷控诉他在江南所见的穷奢极欲之风。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陶瓷文化研学课程的研发——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陶瓷文化是当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就如何围绕陶瓷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学课程研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为此,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既构建了完备的研学课程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陶瓷文化研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大数据时代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展望——以云南省博物馆为例

大数据时代下,云南省博物馆与高校的共建成为新的教育领地,一方面博物馆释放资源,吸纳高校人才;另一方面高校利用资源,拓宽课程领域的校馆合作。二者逐步走向融合。此外,在馆校有机结合、合作的基础上,达到育人育校育馆的多重作用。本文从二者的关系、矛盾、展望等不同角度出发,结合实际,对更好促成馆校共建的方法和策略等问题进行分析。     

吉祥辟邪的象征——漫谈新疆文物背后的鸡文化

鸡作为“六畜”和“十二生肖”之一,常被视为吉祥辟邪的化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疆考古发现大量的与鸡形象有关的文物,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中原地区鸡崇拜和丧葬用鸡的习俗随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新疆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见证之一。     

高凤翰《博古图》与胶州三里河遗址

高凤翰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砚五绝,其艺术综合表现力突出,题画诗意境高远、秀异绝俗又不乏生活的真味,诗意画境兼善,既补充了绘画的叙事性功能,又体现了文学的图像化功能。《博古图》是其代表作品,但《博古图》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其与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渊源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幅古画揭开胶州三里河遗址的面纱,将胶州古代文明展现于世,不仅是艺术史,也是考古学史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