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书勘误及考证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当代《左传》研究的扛鼎之作,是学者研读《左传》的重要参考。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引文亦存在不少疏误,而其中尤以引书之误为多。文章通过对“杨注”引文的仔细研读,发现其引书之误有76例,并将其归纳为六大类:书名误;作者误;引书简称误;混淆同作者著作误;因简称相同而混淆作者之误;其他等。对“杨注”疏误之处进行勘误及考证,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杨注”的价值。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乃孙盛《晋阳秋》考

敦煌石室《晋史》写本记录东晋太兴二年二月至六月间事,属编年体,其文献归属迄今未有定论。先唐众家编年体晋史,“多用《左氏》以易旧闻”这一特点为孙盛《晋阳秋》所专有,敦煌石室《晋史》写本与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先唐编年体晋史记录东晋元帝朝事者有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孙盛《晋阳秋》、刘谦之《晋纪》四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和孙盛《晋阳秋》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而打破年月限制的特点完全契合。与此同时,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对王敦的评价和《晋阳秋》一致而与邓粲《晋纪》相左又为追寻写本的归属指明了方向。上述证据表明,敦煌石室《晋史》写本当钞录自孙盛《晋阳秋》。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在全省期刊编校质量抽查中《中国土族》杂志荣跃“优秀”行列

本刊讯(记者郭晓芸)近日,在由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开展的青海省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中,《中国土族》杂志以细致、认真、高水平的编校质量,被评定为"优秀"等级。为切实加强我省期刊出版管理,履行期刊出版管理职责,推动我省期刊高质量发展,依据《出版管理条例》《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从今年6月起,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在我省经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的期刊中开展了期刊编校质量审读工作。     

莫高窟第254窟五佛、白衣佛和八佛题材考辨

依据莫高窟第254窟千佛题名的最新校录与研究成果,我们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对该窟中心柱的五佛、西壁的白衣佛和南北壁的八佛组合题材作了进一步的考辨,认为中心柱五佛是现在贤劫千佛之前五佛,即贤劫四佛+弥勒佛;白衣佛是现在贤劫千佛的“代言人”;八佛是过去七佛+弥勒佛的组合造像。     

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空间关系之辩证

文章以龙门石窟现存造像题记为切入点,细致梳理了石窟与洛阳城行政区划的相关资料,涉及洛州、河南县及洛阳县,城内建置类型包括里坊、市场及寺院。同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构筑了题记所呈现的洛阳城社会空间。在都城研究整体观的视野下,作者重新审视了隋唐洛阳城与龙门石窟的空间关系,可以概括为“南北呼应,城窟一体”,自隋至唐,龙门实现了从洛阳城中轴线南端基点到佛教圣地的转变。     

《故宫周刊》之清宫演剧史料汇考

1929年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故宫周刊》创刊发行,这是民国时期故宫出版刊物中社会影响最大、刊期最长的文物刊物,也是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份艺术类刊物,在故宫出版史乃至中国出版史上影响深远。该刊刊登了大量宫廷史料文献,包含青铜器、古玩、书画等,涉及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演剧文献亦占不小比例,如戏台、戏衣、切末,全本《鼎峙春秋》、已散轶流失的《画兰》剧本等。本文对《故宫周刊》中的演剧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考证,旨在提高学界对《故宫周刊》文献价值的认识,为宫廷演剧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元明汉藏艺术交融的视觉证据——西藏阿里三围地区的汉式龙凤艺术遗珍

本文首次对西藏传统阿里三围地区十余处遗存中现存的大量汉式龙凤纹样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对其渊源、背景、传播途径和本土化特征加以分析。元明时期的龙凤纹样主要分布在古格王国中心地区的寺院和石窟,拉达克和贡塘王国也有少量遗存。涉及的艺术种类主要为壁画、建筑彩绘、经书插图、泥塑、擦擦和丝织品,其造型和样式组合丰富,体现出本土化特征。作者通过文本和风格比较发现,这些龙凤纹样大都源于内地,主要通过朝贡赏赐等途径传入西藏和阿里,是元代统一西藏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大规模频繁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视觉证据。     

“窜三苗于三危”的考古学研究

本文依据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重新探讨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为这一传说提供了一种考古学依据。     

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