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翰《博古图》与胶州三里河遗址

高凤翰为“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砚五绝,其艺术综合表现力突出,题画诗意境高远、秀异绝俗又不乏生活的真味,诗意画境兼善,既补充了绘画的叙事性功能,又体现了文学的图像化功能。《博古图》是其代表作品,但《博古图》的艺术价值远没有其与三里河遗址的发现渊源为人所津津乐道。一幅古画揭开胶州三里河遗址的面纱,将胶州古代文明展现于世,不仅是艺术史,也是考古学史上的佳话。     

庆祝湖北省博物馆建馆七十年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

湖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过去的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一代又一代的湖北省博物馆人锐意进取,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时至今天,把湖北省博物馆创建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已成为我们的责任。     

从《崔严爱墓志》看唐人改葬与墓志改刻现象

唐人崔严爱的墓志存在志尾重刻和志侧补刻,影响了墓志信息的释读,现有著录大都有文字遗漏、句序颠倒等问题。通过对墓志内容的考订,揭示出崔氏从吉州权葬之所迁葬洛阳邙山本家祖茔,又因崔氏祖茔重建从邙山杜郭村北原改葬平乐原,以及最终与丈夫卢招合祔葬入夫家墓地的三次改葬情形,殊为罕见。三次改葬信息在墓志上均有呈现,再结合相关出土墓志综合分析可知,唐人改葬时,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新撰刻新志外,还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刻、侧刻,一石二志,新旧两存等多种复杂情形。这对准确提取类似墓志的信息具有参考价值。     

瓷绘《西厢记》中的舞台艺术特征

讨论《西厢记》瓷绘艺术的文章可谓多矣,本文试从舞台演出的角度,释读历代瓷器上所绘《西厢记》画面与同时期舞台演出的关系,探讨活跃于舞台之上的戏曲艺术与瓷绘《西厢记》装饰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考

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珍藏有一件王式《西园雅集图》卷,此图是王式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所绘,描绘了北宋元祐二年(1087),以文坛盟主苏轼为中心的十六位文人雅士,在王诜的“西园”作书绘画、读书修身、参禅论道、抚琴养性、鉴赏古物的雅集画面。本文考证王式《西园雅集图》中的圆通大师是法秀,而不是寂照(大江定基)和怀贤。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相关文电一组

1940年和1941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协助昆明行营备战滇南、防守昆明,先后派出高级参谋董英斌和军令部次长林蔚,在昆明设立驻滇联络参谋室和驻滇参谋团。1942年初,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随远征军入缅,承担联络传达及作战指导任务。缅战失利后,驻滇参谋团退回云南,协助昆明行营指挥协调保卫滇西,1943年初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后撤销。本组史料反映了军事委员会驻滇联络参谋室、驻滇参谋团从成立到撤销的始末、重要人事任命及机构调整、各阶段的职能及作用等情况。     

简论博物馆夜间开放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趋向

博物馆夜间开放是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我国博物馆夜间开放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和兴起期三个发展阶段。夜间开放有利于博物馆优化观众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合作交流、提升服务效能等,但也面临安全、资金、人力、设施、内容等多重困境。因此,未来博物馆夜间开放,可在宏观层面为文化资源转化注入新动能,在中观层面为公众参与夜间活动营造新环境,在微观层面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经验。通过系列组合措施,构建“三位一体”文化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博物馆夜间开放“规范化—常态化—精品化”递进式发展路径。     

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性保护思想诠释与路径探索

通过梳理整体性保护理念的发展过程,系统阐述其历史演变、构成要素及关键原则,介绍国内外整体性保护的实践与应用,进而探讨现代社会下整体性保护所面临的威胁。所谓的完整性构成,包括“四个要素一个保障”,“四个要素”即功能价值完整性、视觉景观完整性、组织结构完整性与精神意义完整性,“一个保障”即管理体系保障。整体性保护是适应国家文化公园空间上的广域性、要素上的多样性、体制上的交织性、主体上的多元性、存在上的活态性特征的必然要求。通过构建平衡的遗产文化结构、多元功能价值体系、和谐景观格局氛围、精神意义表征体系与统筹管理体制,有助于实现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性保护,更好地服务文化强国战略,助力文化自信建设。     

以人为本遗产理念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的遗产保护理念经历了从以物为本的本体保护,到以人为中心的社区、居民及遗产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的嬗变。社区、居民既是遗产的拥有者,亦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力量。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和重大主题的文化资源,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对内惠及民众,是中国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所在。在此过程中,要深挖历史文化资源,培育国家文化公园节点;通过创新驱动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同时,要把握好整体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关系、遗产活化与旅游开发的关系、遗产地发展与原住民生活的关系,探索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新机制,实现遗产的活态传承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