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二年“申公巫臣窃夏姬”叙事质疑

楚大夫申公巫臣窃夏姬出奔晋是《左传》中精彩的叙事。但与《国语》《史记》、清华简《系年》等文献对读,知《左传》所载颇有可疑。综合考察《左传》成二年的礼制、文例、语词,可推断这段叙事并非出自原始史料,而是带有左氏编纂者创作的痕迹。     

《心史》真伪问题再思考——基于《大义略叙》记事特点的分析

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一书真伪问题聚讼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书中长文《大义略叙》的记事问题。《大义略叙》是郑思肖仅靠回忆、见闻写成的宋末元初历史。虽然细节之处略显欠缺,但亲历之事,记载多大致无误;听自传闻,失实和不足之处略多;家族恩怨与遗民心态的影响也非常真切。这些记事特点与郑思肖的个人因素皆可相互印证,可证《心史》当非托名伪作。     

妖精洞府 别有洞天

神仙住哪里?古人认为“或藏形洞府,或栖志灵岳”。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把更多的舞台给了洞府。西游记里的妖魔洞府,非但不是阴森诡异的存在,反而藏着几分洞天福地的诱惑、求仙问道的道心。     

凡尘遗珍:《西游记》里的无上法宝

《西游记》中的妖魔虽然各有背景,但许多成员法力并不高强,之所以能跟齐天大圣抗衡,靠的都是有特殊功用的法宝。《山海经》中记录着一个广为人知的上古传说,称大禹的父亲盗窃了天帝的“息壤”来堵塞洪水。据史家顾颉刚的《息壤考》,所谓的“息壤”,就是渭河峡谷的黄土地区,因春季水位上涨,土地突然隆起,古人误认为这种土会自己生长,故而把它编为治水的工具。     

大唐与天竺:极乐空意在何方?

《西游记》里的国度,往往有浓重的现实基底,哪怕是到了异域番邦的天竺境内,也不脱中土世界的景象。违和,却很合理。它们源自现实,映照现实,隐喻现实。消费时代的降临成化二十年(1484年),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诚痛心疾首地向朝廷控诉他在江南所见的穷奢极欲之风。     

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与兰克史学中的“虚质”

中外传统史学均讲究依据事实材料重建历史,同时看重形而上的历史思辨。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史家渐离传统,加之学习西学过程中部分学人对兰克的误读,只注意到兰克史学理论中被其中国传人不恰当表述的“实证”一面,忽略了兰克的历史哲学思考,致使研究出现忽略“虚证”的偏颇。本文致力于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形而上的学术思想资源,同时发掘被严重忽略的兰克史学对史料的超越,提出历史研究须虚实结合,但在中国史学的研究现状下,则应适当偏重形上思辨,注重“虚证”,以提高研究成果水准及研究者的学术段位。     

关于《唐大诏令集》的史源问题

《唐大诏令集》是研究唐代王言最重要的史料。究其史源,包括唐宋时人所编的各类制集、个人文集及唐代各种文献,都可以纳入考虑。此前有观点强调《唐大诏令集》来自实录,这是值得商榷的。作为王言文献的合集,《唐大诏令集》与实录体史书,存在体制性的差异,实录体史书更无法容纳体量庞大的王言。实录作为一种编年体史书,征引王言史料是必要的,与其他史料的使用是一致的。宋绶的时代,唐代王言史料存在相对丰富,坚持大诏令来源于特定史籍的观点,不仅难以成立,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阿拉伯文化熏染下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装饰

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共同哺育下的时代宠儿,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国输往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的全球性商品,在世界陶瓷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本文以传世或出土(出水)的文物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通过对阿拉伯文化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色彩、造型、纹饰和构图方式等装饰艺术间紧密关系的分析与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是中、阿文化艺术融合发展的历史产物。     

陶瓷文化研学课程的研发——以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研学课程为例

陶瓷文化是当代博物馆研学活动中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目前就如何围绕陶瓷文化这一主题进行研学课程研发、增强文化自信、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全国各地博物馆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为此,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精心的设计,既构建了完备的研学课程体系,又充分发挥了博物馆教育职能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陶瓷文化研学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路政与河政的纠葛：以郑州黄河铁路大桥为中心（1903—1937）

清末郑州黄河铁路大桥的兴建,引发了黄河下游铁路与河防的冲突。黄河的河道、堤防、两岸地质特征,促使铁桥规划避开了下游开封河段,选址郑州。黄河铁桥的工程设计缺陷,更使得路政与河政之间的矛盾激化。铁桥上游北岸的堤防与抛石护墩问题,成为铁路部门与河务部门的冲突焦点。在黄河铁桥兴建、维护中,双方经历了从对峙到合作,从独行到共商的历史过程,初步建立起河防与路政兼顾的合作模式。铁桥工程引发的路政与河政纠葛,蕴含着新旧思想、技术、中西文化、中央与地方的多重冲突,映射出黄河治理的传统要务与近代中国交通革新及维新图强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