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话晋源

晋源,现属太原市的一个行政辖区,是故晋阳城之所在地,素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物古迹众多而闻名,可谓太原市的前身。历史上的晋阳,曾是15个朝代、封国、诸侯国的都城（包括别都、陪都）或发祥地（战国赵都、秦毐国都、西汉韩国都、西汉太原国都、西汉代国都、东汉太原国都、三国魏太原国都、西晋太原国都、十六国前秦临时国都、北齐别都、唐北都或北京、后唐西京或北都、后晋国都或北京、后汉北京、北汉国都）,不仅孕育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大封建社会盛世,而且涌现出许许多多名垂古今的公侯将相和学者志士。     

机构改革背景下二轮《辽宁省志·工业志》编纂工作模式研究

本文从二轮《辽宁省志·工业志》编纂的实践出发,通过对编纂工作的回顾和分析,梳理出该志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大纲拟定、资料搜集、志稿撰写、通过评审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探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不利情况下,通过采取积极有效应对措施,确保按时完成志书编纂任务的工作模式,为下轮志书编纂提供参考借鉴.     

关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

社会教育归纳起来说有几种类型,除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还包括家庭教育、文化教育、旅游文化教育、各种成人教育及博物馆教育,而博物馆教育是社     

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

2006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关键是要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头脑,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经验表明,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充分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在毛泽东思想…     

“良良”IP打造的实践与思考

作为一家“小而美”的考古遗址博物馆,近年来,良渚博物院围绕青少年科普和绘本开发推广,逐渐形成自己社会教育的品牌—良良。文章梳理分析了良良诞生的背景和打造过程,并思考探讨了“良良”IP的未来,以期推动博物馆教育的发展前行。     

剑阁“禁早婚”摩崖碑刻研究

婚姻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婚嫁是婚姻缔结的第一步。在中国古代王朝时期,婚嫁的时间节点虽然很少有明文规定,但在一些时期也出现了政府令和地方规定形式的婚嫁时间、年龄要求。在剑阁县发现两块明确规定了男女结婚年龄的石碑。文章以这两座石碑为例,对明代“禁早婚”制度进行了初步研究。     

以穿着传承为本：“孔府服饰”产业化推广研究

如何让“孔府服饰”这一独特存在的重要文化遗产从历史沉睡中醒来,成为中国服饰穿着传承的文化标本和核心标志物。山东博物馆通过展览平台,9年长效推进三个以“孔府服饰”为主题的展览,在价值、文化、传播三个层面推动“孔府服饰”的穿着性传承和产业化发展：依托文物形制、色彩、染色、结构、工艺研究,恢复明代服饰制作工艺和色彩体系;通过展览、网络、教育推动“孔府旧藏服饰”文物标本群产业化发展和穿着性传承,传统服饰重生于信息化的当下。     

《说文解字》中“示部”字的文化研究

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一直对后世产生影响。文章通过简单介绍《说文解字》体例,并结合前人对“示”部六十七字分类解析,对“示”部六十七字重新分等划分,并通过分类汇总,对“示部”字背后的文化意义深入探讨。前人对“示部”字研究,多从历时角度,以祭祀为线,集中展示了祭祀文化由原始宗教行为向伦理化与世俗化发展。“示部”字研究至今,近乎所有学术研究只探究祭祀文化,注重先民对“神”产生的行为特点。而“神”是怎么产生的,“神”是如何对古代先民进行反馈,古代先民又是如何解读所谓“神”表现出的征兆?针对此三点,从共时角度出发,以探究小篆形成之前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不止局限于祭祀文化,同时对“神”的概念认知以及吉凶文化进行探讨。     

辽朝防御西夏的“障塞”地理区位初探

辽朝在其西南边境配置以“威塞州城”“金肃州城”“唐隆镇城”为代表的重要城镇及其他城邑。其所构建“障塞”或“边城”防御工程自然分布于上述城镇所在地带。金肃州城即今达拉特旗南缘康家渠村古城,唐隆镇城即今准格尔旗南部纳林河古城,威塞州城即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据此推论,辽朝“障塞”延伸于今准格尔旗纳林河古城西侧、今达拉特旗康家渠古城南侧的东胜梁高地,并向西北延伸,随着辽夏边界的弯曲而转向北方,抵达与今包头市九原区的敖陶窑古城相望的黄河南侧终止。在达拉特旗南部与东胜区接壤的地带新发现一道古代长城遗迹,应该就是辽朝新建的“障塞”;而从南自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纳林塔村、北达今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敖包梁村的古长城遗迹,应是辽朝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予以修复而利用的“障塞”局部段落。     

福建省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经验及其对全国的启示

近年来,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成为普遍趋势。许多省市的改革出现了偏差,而福建省的改革则相对成功。福建省在改革中通过“五纳入”等措施形成了管理效果较好、机制较为健全的管理模式,其特点是法规开路、一区一主、规划预防、有限经营、首长保驾、立体监督等。在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行政资源约束长期存在,资金、管理、经营、监督机制难以从法制层面规范的情况下,“福建模式”较好地兼顾了遗产的保护、服务和经营目标,可供我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第一阶段的改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