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良渚全考古”到“良博全展示”——以良渚博物院2018年改陈策展为例

良渚考古工作历经八十余年,考古内涵不断丰富,考古价值不断提升,已进入到"良渚全考古"时代,是边发现、边研究、边保护、边利用、边传承的模式。2018年良渚博物院改陈,进入"良博全展示"阶段。现有的展览全面展示良渚考古成果,全面呈现良渚文化内涵,全面阐释良渚文明价值,全面解读良渚遗存信息。良渚的展示除了依靠文物本身或图文所呈现和传递的信息,还采用过程性展示、功能性展示、复原性展示、对比性展示、演变性展示、场景性展示等多种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展示遗物,力图将良渚文物的故事讲清楚、讲明白。     

“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农”问题及当代启示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也就是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年内战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立并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关心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成熟,开始认识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三农"问题进行探索。该中国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当代中国的"三农"问题也有一些借鉴作用。     

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人，特别是日用百货。从清朝中晚期起，针头线脑这些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天天接触不可须臾离开的消费品，在使用这些外来器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     

现代地铁VS古代文物，和谐共存？

83岁高龄的“耄耋健将”曹德华先生,一会儿在杠子上快速翻转,一会儿用脚勾住杠子身体进行倒转,一会儿又用多种不同的身段上下杠,其敏捷的身手一点也不亚于年轻的体操运动员。这位老人就是旧社会“天桥八大怪”之一“飞飞飞”的惟一传人。     

近代山西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山西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买卖婚姻、冥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山西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近代山西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华清池“捉蒋”背后的历史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骊山脚下的枪声,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帷幕。今天,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者是东北军总部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张学良将军有两个卫队营,即卫队一营和卫队二营。我父亲王玉瓒当时是卫队一营上校营长。事变前,奉命在临潼华清池头道门负责蒋介石的警卫工作。受张学良将军指派,率兵参与了华清池"捉蒋"这一重要任务。     

对于几个经济问题的思考

<正>一、关于生产力要素问题历来的说法是: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而且,也只有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是说:资本家使用资本,作用在这三个要素上,进行生产。这个生产的结果,产生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便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的一个演算方式,就使我们看到了资本家原来是这样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这当然是不合理的,是剥削。然而,倘若不是从某一个角度去片面地观察,而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全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景象。那个景象清楚地表明: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