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省”意识变化的直接后果,造就了20世纪初的收回路矿利权运动,它兴起的基础就是“本省”这种群体心理和省的利权观念。“省”意识的变化,推动了各省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使地方主义抬头和地方利益的扩大。晚清地方主义既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中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思潮。清政府只注意在政治层面上收仔抚之权,加强中央集权,却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雉行过程中侵犯了各省利益和群众的个人利益,从而造成矛盾激化,加快了自身灭亡。     

文化沉淀与中国文物保护的现状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历史个体,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然而中国保存至今的历史文化实体,则与其悠久的历史不相符,甚至在当今经济建设的大潮下,更多的文物古迹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或者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荡然无存。     

清代蒙古文史著对“传国玉玺”的书写

皇太极所获林丹汗“传国玉玺”,对蒙古人而言具有政权更迭的象征意义。清代满蒙文档案,以及《蒙古源流》《金轮千辐》《水晶鉴》等十余部成书于17—19世纪的蒙古文史著中有关皇太极获玺事件的记述表明,在清廷无意以“传国玉玺”促成蒙古诸部承认其统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文人对“传国玉玺”史事的书写呈现出较大差异。清初蒙古文人集体回避了与“传国玉玺”有关的话题;而随着对清朝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增强,清中后期的蒙古文人则逐渐站在清朝的立场讲述“传国玉玺”故事,并基于个体经验差异,对玉玺来历、性质以及皇太极获得玉玺的过程等进行了多样化诠释。     

明治前期日本天皇宗教权威的构建

《明治宪法》的颁布将明治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奠定了近代日本宪政体制基本框架。天皇宗教权威是通过重申“天照大神—天皇”结构,使天皇“神圣”化以及“神圣天皇统治”共识化而形成的,是官方宗教政策与社会尊皇倾向相互“匹配”的结果。明治政府主导的祭政一致、祭教分离体制,明确“天照大神—天皇”传承是天皇统治神话的核心内容。“神圣天皇统治”的政治神话以“国体”形式落实在国民世界观、价值观之中,推动了“神圣”天皇共识化。近代日本存在以“神圣”天皇为中心的宗教文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世俗国家。     

中国民俗通志总序

志者,记也,志书亦即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之类,与史书同源而又有别之。史书注重人与事,尤注重人们的言语与活动,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也,是先个体而后集合;志书则关注凝固化的业已定型的自然、制度以及作为群体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习惯,是先集合而后个体。与之相应,史家追求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把史家之史观付诸史笔,褒贬裁量,评判古今,     

平潭“大练岛Ⅰ号”沉船遗址出水青瓷胎釉性能测定分析

福州平潭海域“大练岛Ⅰ号”沉船遗址出水的青瓷从胎釉颜色到成色质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既有胎质细腻、釉色精美的器物,又有变形生烧、粗制滥造的次品。检测部分瓷片的胎釉成分、显微形貌以及各项物理指标后发现,样品之间虽然胎釉颜色不同,吸水率和显气孔率差异较大,釉中气泡大小和分布也不同,质量参差不齐,但从化学元素组成来看产地基本相同,都较符合元代龙泉窑青瓷的特征,反映了该批青瓷在烧制过程中窑内气氛、烧制温度等条件的控制并不稳定、精细。X射线衍射分析仪从被腐蚀成深褐色的釉中检测到碳及铅磷化合物,应与瓷器的生物腐蚀有关,其形成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曾侯得编钟与周代编钟音列的发展

曾侯得编钟乐音体系为■宫系统六声十八律,基本音级为徵-羽-宫-商-角-和,也可以被看成■宫五声音列和■宫五声音列集合,因此出现了■宫“和”声,是曾国编钟序列的重要环节。参考其他春秋中期编钟的测音数据,推测编钟旋宫功能的发展使其音列出现不同宫五正声的集合,从而产生了超出五正声的声,这为探究曾侯乙编钟“十二声”系统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线索。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民国史学的现代化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期刊之一,所刊论文从实证维度呈现了民国史学演进的脉络与动向。《集刊》的出版,受到新旧中西学问交叉融合的影响,所载论文具有重视西方新学理、运用新见之史料、继承传统考证法的风格特色。《集刊》的作者群体,牵涉众多史学名家,反映了以史语所为中心的学术社群与国内外学术机构、学人的交往与互动。同时,史语所以《集刊》为平台,培养了大批具有现代学术理念的史学人才。从国际学界背景观之,《集刊》改革编辑形式,冀图与国际期刊接轨,积极推动“本土”与“域外”学者在学术研究共同领域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集刊》作为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对于推进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战国秦汉墓发掘简报

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西安市南郊上塔坡村东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61座,其中战国至汉代墓葬34座,出土陶鼎、盒、蒜头壶、灶、罐、甑、盆、缶、灯、璧以及铁削、石串珠、铜钱等大量遗物。这批墓葬保存较好,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明确,部分墓葬出土陶器上还多戳印“杜亭”陶文,为完善关中地区战国至秦汉之际考古学文化序列,探索秦汉时期杜县周边丧葬习俗及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     

想象与流动：“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与地方意义建构——以凤凰古城短居旅游者为例

新流动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动性研究不断关注各种流动现象以及流动背后所建构的意义。文章聚焦于短居旅游者这一特殊的流动类型,以凤凰古城为例,基于流动性视角,采取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扎根理论分析短居旅游者在流入地的地理想象与表征、旅游实践和地方意义的建构。研究发现：(1)短居旅游者“第三空间”的旅游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想象与表征,以及旅游实践中对地理想象的践行两个途径实现。(2)短居旅游者通过个人经历对想象的凤凰古城加以实践,并通过异域体验和梦境追寻来实现旅游实践。(3)“流动与想象”的双重介入下,以及对“第三空间”旅游体验的践行,短居旅游者所建构的地方意义包含两个关键维度,即短居旅游者将凤凰解读为“边城”实现对现实生活的短暂逃离以及反身性思考下的自我诠释的过程。研究结论丰富了旅游流动性研究的内容和视角,对理解短居旅游者行为特征和推动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