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物摄影在博物馆的应用——以考古摄影为核心

摄影因其客观真实记录的属性,诞生之初即在博物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物摄影包含了对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真实记录,考古摄影可算作它的一个分支。与文物摄影不同,考古摄影更为强调即时性与纪实性,并体现出学科的专业特点。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考古摄影在考古领域的应用逐渐扩大,在科学记录、文物修复和遗址展示及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抓住遗址馆的特性,拓展社教活动空间——虢国博物馆社教活动尝试

河南省三门峡市的虢国博物馆是一座遗址类专题博物馆,是在西周虢国墓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提升社会教育功能,虢国博物馆抓住遗址馆的特性,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做细针对特殊群体的社教服务,拓展了社会教育活动的空间,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召陵宫当”瓦当考释

"召陵宫当"瓦当早在清末就已出土,但学术界对于其出土地点一直以来存在着误判。文章通过收集此类瓦当拓片并梳理文献资料,认为"召陵宫当"瓦当的准确出土地应为今河南省郾城市东15公里的召陵故城遗址,再通过"召陵宫当"瓦当与安徽阜阳所出的"女阴宫当"瓦当的对比分析,可基本确认"召陵宫当"瓦当的年代为西汉中期。     

红芳留香——《陈毅与上海》展中有关张茜的几件文物

2018年3月26日至6月24日,《陈毅与上海》展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展出。展览在内容创作阶段,就考虑要集中展示陈毅家属捐赠给上历博的文物,除了陈毅个人的遗物外,还有大量陈毅妻子张茜的遗物。展览特意在第四、第五部分着力展现陈毅夫妇的外交风采和陈毅的家庭生活。     

张家界市博物馆明代铜佛像的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探索

由于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具有数据采集方便灵活、硬件成本低、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因此,选用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对张家界市博物馆明代铜佛像进行三维建模。通过描述佛像立面与空心底部的影像采集,再应用Agisoft PhotoScan软件进行三维重建的过程;从控制点的三维坐标与误差数值、模型成像与影像图的误差分析,得出佛像三维模型的精度误差微小的结论,证明该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模型成像清晰的特点。与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相比较,多视角影像三维重建技术具有成本费用低、工作流程高效简捷的优势,更适合在文物工作中推广运用。     

拉曼光谱在纸质文物研究中的应用

纸张的老化程度一直是纸质文物保护中的重要研究方面,以往多采用目测法和经验来推断纸张的老化程度。纸张物理强度、聚合度等能表征老化状态的理化性能测试由于需要大量的样品而无法用于文物检测。近年来随着显微共聚焦拉曼光谱、近红外傅里叶变换拉曼光谱、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等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原位、无损、微区的分析方法,拉曼光谱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纸质文物的相关分析研究中,为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结合国内外文献,对拉曼光谱在纸张老化、碳黑颜料以及其他颜料上的应用和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归纳。随着拉曼光谱应用的不断深入,以及与其他分析技术、化学计量学等的结合,未来将在纸质文物研究中发挥更多的作用。     

饱水木质文物的风冷干燥脱水研究

许多出土饱水木质文物因其降解严重、含水率较高,容易在脱水过程中出现不可逆的收缩变形以及开裂现象,从而遭到严重破坏。因此,饱水木质文物脱水方法的研究是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课题。为探究风冷冷冻法对饱水木质文物脱水的效果,以一批无法复原的出土饱水木质文物为研究对象,在对其材种、含水率、基本密度及化学成分进行了测定和分析后,使用一台风冷电冰箱在-18℃条件下对样品进行了风冷干燥脱水处理,记录脱水时间和脱水效果,并分析了该方法的传质传热特点,证明了风冷干燥法用于饱水木质文物的脱水干燥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并且具有对文物干预小、适用性广、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等优点,为饱水木质文物的脱水处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新中国发展地方科学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调整CSSCI

从1955年开始,发展地方科学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其发展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形成与调整的过程。1957年,国家初步明确地方科学工作应主要利用现有力量,密切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来进行。"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科研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的科学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跃进"运动后,"两当"方针被确立为地方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科技事业的发展。     

辽代避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现象,然而,关于辽朝初期是否存在避讳制度,学界仍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根据历史文献,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石刻资料,对辽代避讳制度建立的时间、避讳的原则与方法及研究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不但揭示出辽太祖、世宗、穆宗、景宗及义宗、章肃皇帝的汉名均是辽圣宗在澶渊之盟后追加,而且发现由于国书、使节、牒檄往来,皇太后、皇后也一度起过汉名。出使宋朝方面的契丹官员,也多临时起过汉名,导致《辽史》在记录出使经过时经常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载契丹官员名字产生冲突。通过对辽代避讳制度的研究可以复史之旧,订史之误,补史之阙,有助于解决辽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