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3S”在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中的综合应用

现阶段,尽管“3S”技术已经在建设项目占用征收林地调查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受到技术集成度的限制,使得在项目调查阶段往往缺少流程化的操作,对数据格式和坐标系统之间的一致化程度造成了一定限制,难以实现对于整体森林资源信息的高效管理。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实践,设计一种“3S”技术的集成化应用平台,充分利用 ARCGIS 的各项功能优势,让调查操作的流程化和规范化水平得到切实提升,让调查流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得到切实保障。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召陵宫当”瓦当考释

"召陵宫当"瓦当早在清末就已出土,但学术界对于其出土地点一直以来存在着误判。文章通过收集此类瓦当拓片并梳理文献资料,认为"召陵宫当"瓦当的准确出土地应为今河南省郾城市东15公里的召陵故城遗址,再通过"召陵宫当"瓦当与安徽阜阳所出的"女阴宫当"瓦当的对比分析,可基本确认"召陵宫当"瓦当的年代为西汉中期。     

新中国发展地方科学工作方针的形成与调整CSSCI

从1955年开始,发展地方科学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其发展方针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形成与调整的过程。1957年,国家初步明确地方科学工作应主要利用现有力量,密切结合地方建设的需要来进行。"大跃进"运动期间,地方科研机构的大量增长为地方科学技术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一些地方的科学工作脱离了实际需要,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大跃进"运动后,"两当"方针被确立为地方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科技事业的发展。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地方法制评述:兼论“非遗法”的反思与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非遗法")颁布实施以后,我国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相关问题进行地方法制实践。这些地方立法不仅保留了"非遗法"相关规定之精华,同时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这些地方法制的做法不仅具有正当性,还具有诸多亮点和启示。为缓解非遗领域不同位阶法律适用冲突以及平衡、协调非遗传承人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非遗法"应就非遗传承人权利保障机制等问题进行规定,以最终实现非遗法律体系形式功能与实质功能的统一。     

《旅游科学》编委介绍

罗兹柏,男,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现为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旅游学院教授、院长,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重庆市“十一五”重点学科旅游管理学带头人、《重庆蓝皮书》特约撰稿人、教育部高职旅游管理类专业教指委委员、     

摸石头过不了河的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对清政府最大的思想震动只是认识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而借助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又给官僚们以实际体验,于是出现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强变革。自1860年代开始,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大清在军事、科技、经济诸领域改革开放了30多年,史称洋务运动。其目的就是借助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生产、经济发展来维护和巩固天朝的专制统治,而没有认识到天朝腐朽的社会制度及相关的生产关系、文化传统同样需要大力的变革。     

“表叔”寒流中的香港黄金周

10月22日,广州市纪委宣布拥有22套房产的番禺区城管局政委一“房叔”蔡彬被“双规”。此前,“表叔”杨达才9月下旬被“双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国庆节实施,其中明确禁止公务员动用公款采购奢侈品。结果,“那些大腹便便、打着官腔、对店员颐指气使的内地客户明显少多了,以往那种买几十万的名表像买大白菜一样的情况也很少发生”     

毛主席给我出字谜——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内情

1973年,“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这年12月,毛主席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调动,这是林彪事件发生后军内的一件大事,我当时是空军司令员,参加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