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告一段落以后,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按劳分配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还在中共召开“十一大”之前,首先在经济学界发动了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伤害的,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人为灾难,被称为“信阳事件“。国内外有关著作多有所谈及,但缺乏详实、深入和全面的论述。作者是党史教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查找原始资料,翻阅当年报刊,访问当事人,走遍这个地区十多个县市后,写出这本纪实性的研究成果。     

亲历民权门恶战

我不认识刘杰,在解放天津时他是某团一连的战士,机枪射手。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西蒙诺夫访问一三五师》的文章,他读后给我来了封信,要求我帮助他向老部队反映他在解放天津战斗中,曾立过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因衡宝战役追歼敌人,全连轻装,把背。     

陶铸倡导“生产责任制”始末

40年前,也就是1962年5月,陶铸和王任重(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联袂到广西龙胜县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同行的还有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李普(中南局政研室主任)和广西区党委有关部门的领导等十余人。这么多重量级官员到一个小小的山区县搞调研,应该说是认真负责、郑重其事的。     

金门厦门“小三通”——“合则两利”的示范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     

马步芳：从“青海王”到“流氓大使”

被称为“青海王”的马步芳,60多年前在西北地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尽人皆知,但他在1949年逃亡海外后的一段丑恶表现却鲜为人知。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五七”干校祭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浅谈年鉴“大事记”的摆放位置

大事记是年鉴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它以纵向的、按时间顺序记载大事、要事、新事为其鲜明特征。综观已出版的地方综合年鉴,一般都设置有大事记。但大事记的摆放位置欠缺规范统一：较多的是将大事记放在年鉴“百科”之后;一部分是将大事记归人“附录”,作为其中之一内容;仅有很小的一部分将大事记     

旧志资料是怎样为武夷山申报“世遗”铺路搭台的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地方志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新世纪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发挥独特的作用,“服务当代”,是修志工作者面临的和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是方志界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创新的具体实践,它关系到地方志事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