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着三个“真”字

看到报载由新华社播发的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连读了两遍。我以为,这篇“准备了一点素材、没有文稿”的谈话,蕴含着三个“真”字：     

《贺龙大传》与夏曦

中央电视台与各大报纸每天都有一个栏目——“永远的丰碑”,介绍革命先烈的事迹。每当我看到那些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结局时,心里总感到很悲怆,同时又生出无限敬意。这些烈士,大量的是牺牲在战场上的,也有很多牺牲在刑场上,但也有的是死于我党内部“左”倾错误的“肃反”中。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与“三农”兴衰

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的变化,都与土地制度的变化高度相关。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走近尾声的时候,土地制度改革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迁？每一次的变迁对政治、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最终做什么样的定位呢？这就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虾子区“四清”运动

1964年,党中央派出了有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等组成的阵容强大的工作团来贵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央为什么要把贵州作为“四清”的重点？原因很多,但我认为这是和曲解了贵州省委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特别是遵义地区发生“五九事件”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恢复和发展贵州经济的正确做法是分不开的。     

“长征”一词谁是首创者

高华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发表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一文中说：“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从此‘长征’一词进入史册。”毛泽东的《长征》诗（1935年10月）和他论长征伟大意义的报告,无疑对“长征”一词的传播和影响是广大和深远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长征”一词是毛泽东首先使用或首创的。     

寻访数学家陈景润

我和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由素昧平生到不由自主地为他奔走呼吁,以至为他写了十数万字的内参,实在是因为我从内心里反对那场动乱,同情“文革”中科学家们的遭遇所致。     

开发利用地情资源，积极服务中心工作

近年来,南靖县方志委增强修志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新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为指针,积极研究和开发利用地情资源．为党政中心工作服务．为群众的需求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不断开拓方志事业的新天地．使地方志机构在全县“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回忆郑州碧沙岗

我祖籍山东,1926年生于郑州。我父亲葛心田于1956年去世,终年78岁。他早年和冯玉祥同班为伍,担任班长。因为他比冯玉祥年长几岁,所以冯玉祥对他常以“老大”相称。后来,冯玉祥逐步擢升。我父亲当过冯玉祥的副官,所以人们都称呼他为“葛副官”或“葛老大”。     

“五四”今年过米寿——读温家宝总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有感

新年伊始,一阵强劲的春风化解了冰冻多年的神州大地。温家宝总理年前对文学艺术家发表的交心交底的谈话触动了人们的心弦,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知名人士发表了同样激情的谈话,也推心置腹向我们的总理交底交心。这种上下一心互信互爱的政治空气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如果不是空前的话。我国传统的做法是,领导发表文告,全国各地纷纷表态支持,气势虽然磅礴,但人们看得出来,这种千篇一律的表面文章,大都是出于政治需要,甚至是由上级指示组织的。这次对温家宝谈话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们自发地发表评论感想。他们的一些真心话甚至是冒着触犯当局禁忌的政治风险说出来的。我国有影响的月刊《炎黄春秋》给这次历史性的上下思想交流提供了一个深得人心的平台,真是难能可贵。     

习仲勋在土改中防左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不仅及时纠正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