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政府视角下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以榆林市为例

全域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为产业的引导者,如何找准文旅产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实现精准发力和有效引导,是很多地方文旅相关部门困惑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全域旅游目的地发展演进为例,提出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旨在为不同阶段的文旅发展提供开发导向。     

智慧旅游视角下红色“云旅游”模式发展策略探究——以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智慧旅游的“云旅游”作为信息时代整合旅游资源、学习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线上旅游新模式,给红色旅游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将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5G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文旅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实际情况,研究其红色“云旅游”模式的发展现状与策略,以期助力博物馆“红色文旅+智慧旅游+云旅游”创新性发展。     

基于SWOT分析的乡村“旅游+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骆驼湾村为例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号召“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提升,乡村旅游需要开辟“旅游+教育”发展路径。本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立足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旅游发展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骆驼湾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形式、加快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等方面构建乡村“旅游+教育”实践发展新格局的路径,助推革命老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升级转型,夯实乡村振兴成果,以特色乡村旅游引领社会全面发展。     

聊城东昌府段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以“Phonograph”模式为例

山东省聊城段大运河文化是京杭大运河（以下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聊城东昌府段的大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聊城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该段运河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系统、有效的开发等。为此,应充分挖掘聊城东昌府段运河沿岸文化资源,通过“Phonograph”模式解决该段运河文化资源联动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向更高阶段、更高层次迈进。     

应用型本科旅游管理专业“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本文以旅游管理专业为例,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现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存在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校企合作不充分、评价机制不健全、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不足之处,分析“双导师制”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从育人机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机制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旅游管理专业“双导师制”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路径。     

谈岩崎与宫原的“科学洞察”思想

日本著名的唯物论哲学家岩崎允胤(1921——)与杰出的现代物理学家宫原将平(1914——1983),在列宁关于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要结成联盟的思想指引下,自本世纪50年代初到1983年,进行长期学术合作,并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相继发表了合写的《现代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大月书店,1972年)、《科学认识论》(大月书店,1976年)和《现代科学对话——科学方法与科学家的职     

略论日寇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的原因”

“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占领了华北地区,为了“巩固大东亚战争华北兵站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所谓“三光”,即烧光、杀光、抢光,这早己是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关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的原因,目前尚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方面曾有“三光的残暴行径是在战争中难于避免的行为”或“冈村宁次以瑞金与百团大战作为反面教师,而提出了三光作战的方案”①的观点。在此,笔者仅就日军野蛮侵略行径的历史根源及其在占领华北期间的实际困难作一粗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