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芬冬战

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之间发生一场战争,世人通称“苏芬冬战”。它以苏联胜利,芬兰失败而告终。结果苏联占领了芬兰的大片领土,还获得许多其他好处。战争中苏芬两国孰是孰非?战争的性质如何?这一直是史学家和政治家感兴趣和争论的问题。几十年来,苏联史学界一直沿袭当时苏联官方的观点,认为苏联是被侵略     

“互联网+”背景下广西民宿旅游发展研究

随着智慧旅游市场的发展,民宿也迎来了崭新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传统营销渠道,让民宿跨越时空和地域障碍,打开网络分销渠道,获取经济效益。文章借助国内知名民宿预订网站——途家网数据,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宿发展概况、发展特征及现存问题,从经营模式、投资渠道、产品优化、智慧联盟、专业教育等方面,探究“互联网+”背景下广西民宿旅游发展策略。     

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研究——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例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大现象级文旅产品,其在产品类型、空间构造、体验方式等方面较传统的文旅产品表现出创新性特征。本文通过归纳该项目在理念、场景、运营、营销等方面的创新点,分析其价值意义,进而探讨在文化自信、文旅融合、数字技术运用的时代背景下,该项目对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的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发展构想,其能够带动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实现拉动消费、带动产业增长、创造工作岗位的理想效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省旅游产业需要明确当前发展状态,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从根源层面落实转型目标,为充分应用旅游资源优势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首先分析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与优势,其次阐述其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具有可执行意义的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发展情况探析——基于中国化工博物馆馆藏文物与文献资料的梳理研究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布局,化学工业建设围绕军工配套和支援农业两大主线展开,一批配套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通过迁建、新建、扩建形式在三线地区相继落地,化肥工业、酸碱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化工等多个子行业相应发展,实现倍增,改变了内地化学工业发展薄弱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新格局。     

“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