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简论博物馆夜间开放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趋向

博物馆夜间开放是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我国博物馆夜间开放经历了萌芽期、探索期和兴起期三个发展阶段。夜间开放有利于博物馆优化观众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扩大社会影响、加强合作交流、提升服务效能等,但也面临安全、资金、人力、设施、内容等多重困境。因此,未来博物馆夜间开放,可在宏观层面为文化资源转化注入新动能,在中观层面为公众参与夜间活动营造新环境,在微观层面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探索新经验。通过系列组合措施,构建“三位一体”文化治理机制,从而实现博物馆夜间开放“规范化—常态化—精品化”递进式发展路径。     

“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钟离诸墓研究三题

钟离诸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晚期,钟离国的灭国年代可能在公元前518年。诸墓葬的文化因素皆呈多元化结构,包含本土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鲁东南地区文化因素、吴越文化因素等,背后体现了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钟离国与鲁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值得重视。而随着楚文化的扩张,墓葬中的楚文化因素逐渐浓厚。     

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元理论研究范式——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标志性自然景观为例

如何通过景观载体引导人们感知抽象的民族精神意涵和国家文化价值,是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议题。黄河具有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高度融合统一的特征,通过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文化认同,应重视黄河水域自然景观体验场景的重要作用。在综合运用传统文化心理、文化记忆、具身体验以及文化基因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四个自然景观激发文化认同的多理论研究范式,包括个体记忆的具身体验范式、集体文化记忆建构范式、文化基因的激活范式以及“升尺度”文化认同的超有机体范式,为实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目标、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学理参考。     

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探析

近十多年来,淮南地区新发现了四座南北朝时期墓葬。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淮南地区南北朝墓葬的年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以6世纪中期为界,前段受南朝文化影响较深,后段北朝文化因素逐渐凸显,南北方文化逐渐融合成了全新面貌,并且直接影响了周边地区的隋墓。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反映出淮南地区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19世纪中叶“儒枭”集团的崛起与地方权力角逐——以浙江乐清的瞿振汉起义为例

19世纪初以来,银贵钱贱的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各阶层收入减少,政府亏空严重。至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清廷大规模出卖科举功名。浙江省温州府乐清县由此出现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异途出身的生员群体。这个被指斥为“儒枭”的群体挑战了正途出身的地域政治集团,对正途士绅掌控的地方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构成了现实的威胁。瞿振汉起义实为两个地域政治集团之间的仇恨不断加深的结果。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