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学理：再析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

通过对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数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的过程的梳理,可知创建新苏区和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是中共中央确立长征落脚点的两个核心指标。在哈达铺期间,中共中央虽然通过获取的《大公报》等知晓了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苏区的情况,并确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方针,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创建新苏区与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口号,并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对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性,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等人流亡海外组建中华革命党,举起革命低潮下的讨袁旗帜。以革命的对手方为着眼点,此时袁世凯政府采取的侦缉与策反的政治策略,是孙中山实现革命理想的障碍之一。袁世凯政府针对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相关行动呈现着武力镇压、刑事侦缉、策反与招抚等阶段性特点,反映出彼时国内外政治波谲云诡的剧变,以及袁世凯政府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因时因势而变的政治较量。这对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和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三大”与统一战线

今年6月是中国共产党第三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党的“三大”因党制定并实施统一战线政策而载人党的史册。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争取联合扩大同盟军的战略和策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统一战线作为党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大法宝”之一。     

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研究——以“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为例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大现象级文旅产品,其在产品类型、空间构造、体验方式等方面较传统的文旅产品表现出创新性特征。本文通过归纳该项目在理念、场景、运营、营销等方面的创新点,分析其价值意义,进而探讨在文化自信、文旅融合、数字技术运用的时代背景下,该项目对旅游产品创新开发的启示。     

“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发展构想,其能够带动各行各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以实现拉动消费、带动产业增长、创造工作岗位的理想效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四川省旅游产业需要明确当前发展状态,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从根源层面落实转型目标,为充分应用旅游资源优势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首先分析四川旅游产业发展背景与优势,其次阐述其当前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具有可执行意义的发展策略,以供参考。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49年前后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变化与国民党当局应对

1949年前后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英国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策随之发生变化。解放战争爆发前后,英方采取中立政策,一方面与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与中国共产党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接触,并逐步确立“一只脚踏入”的对华战略。渡江战役后,英国意识到国民党蒋介石败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将会解放全中国,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适当时机对其承认。1949年10月英国确立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1950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反帝立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英国及世界各国关系。国民党当局虽然试图通过外交活动阻止英国承认新中国,但以失败告终。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与英国关系逐步向好发展,国民党当局与英国关系则逐渐疏远。     

中世纪主义的起源与流变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是从“中世纪的”(medieval)一词衍生而来。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莱斯利·沃克曼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中世纪主义是创造中世纪的持续进程,一切后中世纪对中世纪的研究、阐释、建构和运用等都可以被称之为中世纪主义。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于中世纪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对这种思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主义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对其展开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仍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研究理论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新解

王审琦铁券与“杯酒释兵权”“太祖誓碑”等宋初重大政治疑案有着内在的关联。表面上看,太祖三言两语就让开国武将元勋们放弃了禁军统领权。实际上,太祖是以法外政治特权及其象征——铁券赎买了他们的军权。作为连锁反应,太祖又以“誓碑”的方式安抚了其他开国功臣。三件事情不仅在时间上非常接近,而且在逻辑上构成了太祖解决开国功勋震主问题层层递进的序列。“誓碑”原本内容只有“誓不诛大臣”,其中“大臣”仅指二品以上高级官员。宦官或言官被纳入“誓碑”,纯粹是曹勋误传和妄改的结果。士大夫站在自身立场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信“誓不诛大臣、言官”,并对其不断地演义、改造,最终形成了符合士大夫群体利益的“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