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芜战役的两个韩军长(上)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战场——将军的摇篮》,是聂凤智将军对一生战争经历的回忆。这本书里说,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聂凤智指挥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俘获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后来才知道,是误捉了自己人。     

岭下村来了不穿军装的宣讲员

“中用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启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具有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前不久,刚刚参加宁波市北仑区委宣传部关于学习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培训班回来的林云存,就在北仑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柴桥分会学习会上,进行了热情宣讲。     

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的赣东新族学（1934—1936）

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地方财政困顿而重振教育刻不容缓的局面,江西省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张笃伦在赣东掀起族产兴学运动。与相对自主的旧族学相比,新族学深受国家意志的制约,面向社会办学和贯彻国民教育,借此为国民政府在原苏区的文化宣教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新族学沿袭传统宗族设教体制,看似简便易行且经济实用,实则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多数族校在具体实施中流于形式。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检讨赣东新族学,可以发现族产兴学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有限,现代国家力量冀望植入传统社会组织进而形塑地方的努力也收效甚微。     

史实与学理：再析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地

通过对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数次改变长征目的地的过程的梳理,可知创建新苏区和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是中共中央确立长征落脚点的两个核心指标。在哈达铺期间,中共中央虽然通过获取的《大公报》等知晓了红二十六军创建陕甘苏区的情况,并确定了向陕北进军的方针,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创建新苏区与开创抗日救国新阵地。榜罗镇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口号,并详细分析西北地区对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性,正式决定以陕北苏区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刍议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世纪主义的起源与流变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medievalism)是从“中世纪的”(medieval)一词衍生而来。从语义学角度来看,“中世纪主义”并不是一个新词,莱斯利·沃克曼赋予了其新的内涵,中世纪主义是创造中世纪的持续进程,一切后中世纪对中世纪的研究、阐释、建构和运用等都可以被称之为中世纪主义。中世纪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于中世纪结束,一直延续至今。对这种思潮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世纪主义研究已经成为西方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一。不过,对其展开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仍面临着概念界定不清、研究理论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挑战。     

新乡市博物馆藏“臣卫父己”铭文青铜器

河南新乡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商代有铭青铜器,二器铭文均为“卫父己”,笔者认为这种释读存有商榷之处。铭文应释读为“臣卫父己”或为妥当,即“臣”以表示身份,“卫”是卫氏一族,“臣卫”作为复合族徽,表明卫族臣服于商王朝,“父己”则是金文中的“日名制”中的常见组合。在安阳地区也出土数件带有“卫”字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说明卫氏部族应居住于殷墟附近,并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扮演着守卫城邑之角色。     

“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发展情况探析——基于中国化工博物馆馆藏文物与文献资料的梳理研究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布局,化学工业建设围绕军工配套和支援农业两大主线展开,一批配套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通过迁建、新建、扩建形式在三线地区相继落地,化肥工业、酸碱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化工等多个子行业相应发展,实现倍增,改变了内地化学工业发展薄弱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新格局。     

“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