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叙事性研究

虚拟现实技术的日益发展使博物馆叙事展览的创作和叙事领域得到极大的延伸与拓展。“长春往事·净水虚拟漫游展”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借用叙事学理论,采用双重线索叙事布局、时空叙事权重偏移、反复叙事强化体验、切换观众叙事身份等方式,具有鲜明的空间叙事倾向。未来虚拟现实技术赋能下的博物馆叙事展览,在素材选取上宜多元化,在虚拟手段的介入上需纵深化,在效果呈现上应精准化,从而为公众提供参与性和互动性强的参观体验。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功能研究——基于政党理论视角的考察

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方式。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语境考察,可以发现党内集中教育具有特质呈现功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革命型”和“先锋队”的政党形象;具有价值传承功能,丰富发展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体系、推动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为党内政治文化的发扬提供了强大动力;具有思想凝聚功能,为政党认同的增进提供了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价值基础,增进了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具有合法性积聚功能,在合法性积聚的过程中,构建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规范、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化了广大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具有权威建构功能,有助于维护政党自身的权威和政党领袖的权威、实现了政党权威的理性化。基于政党理论的视角,可以分析出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所释放的政治功能,进而深入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政治意旨。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政府视角下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以榆林市为例

全域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为产业的引导者,如何找准文旅产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实现精准发力和有效引导,是很多地方文旅相关部门困惑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全域旅游目的地发展演进为例,提出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旨在为不同阶段的文旅发展提供开发导向。     

智慧旅游视角下红色“云旅游”模式发展策略探究——以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智慧旅游的“云旅游”作为信息时代整合旅游资源、学习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线上旅游新模式,给红色旅游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将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5G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文旅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实际情况,研究其红色“云旅游”模式的发展现状与策略,以期助力博物馆“红色文旅+智慧旅游+云旅游”创新性发展。     

基于SWOT分析的乡村“旅游+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骆驼湾村为例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号召“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提升,乡村旅游需要开辟“旅游+教育”发展路径。本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立足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旅游发展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骆驼湾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形式、加快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等方面构建乡村“旅游+教育”实践发展新格局的路径,助推革命老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升级转型,夯实乡村振兴成果,以特色乡村旅游引领社会全面发展。     

聊城东昌府段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以“Phonograph”模式为例

山东省聊城段大运河文化是京杭大运河（以下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聊城东昌府段的大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聊城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该段运河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系统、有效的开发等。为此,应充分挖掘聊城东昌府段运河沿岸文化资源,通过“Phonograph”模式解决该段运河文化资源联动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向更高阶段、更高层次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