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辟邪的象征——漫谈新疆文物背后的鸡文化

鸡作为“六畜”和“十二生肖”之一,常被视为吉祥辟邪的化身,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新疆考古发现大量的与鸡形象有关的文物,表明新疆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中原地区鸡崇拜和丧葬用鸡的习俗随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并被当地居民所接受,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新疆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见证之一。     

秦雍城军事城防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秦雍城的军事地理环境符合特定时期秦国择都的首选要求。秦雍城军事城防格局从初期以防范戎人为主要目的的“城堑河濒”,到中期出现“回”字形双重壕堑,再至晚期修建城垣设施,形成护城河、城垣、壕沟在内的多重防御,标志着完备的城防体系最终确立。这一方面反映了秦国能够及时顺应时局之变,是秦人对都城安全环境的主动和更高要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秦雍城由纯粹的军事城邑朝向设施完备、功能齐全、层次分明的“大都市”趋势发展。秦雍城军事城防每一阶段的演变都与秦国军事国防密切相关,同时也为秦人从早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多元性社会架构带来契机,对其后秦国变法革新意义不容忽视。     

“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发展情况探析——基于中国化工博物馆馆藏文物与文献资料的梳理研究

“三线建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布局,化学工业建设围绕军工配套和支援农业两大主线展开,一批配套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通过迁建、新建、扩建形式在三线地区相继落地,化肥工业、酸碱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化工等多个子行业相应发展,实现倍增,改变了内地化学工业发展薄弱的局面,形成了中国化学工业发展的新格局。     

当阳曹家岗M5、赵巷M4的年代与文化因素述论

当阳曹家岗M5附葬坑发现的几件青铜礼器,既晚于南阳彭射墓亦略晚于淅川下寺M10出土的同类器,而略早于寿县蔡侯墓随葬的相关遗物,与南阳彭启墓发现的同类礼器相近似,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510年上下或略早,该墓的下葬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赵巷M4残存的几件铜礼器,与下寺M36和M4所见的同类器相当,其下葬以在公元前570年前后比较适宜,属春秋中晚期之际。曹家岗M5的埋葬方式与器物特征,呈现典型楚文化的风格,墓主人可能是春秋晚期的楚国名臣申包胥。赵巷M4包含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墓主当是一位地位较高、身份较特别的楚系异姓贵族。     

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

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其中,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兴隆文化遗存是以麻点纹圜底釜、筒形罐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距今7740—765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与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关系研究——兼谈萨满教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夏家店上层文化与大连岗上类型积石冢和欧亚草原石板墓文化的关系,证明了岗上类型积石冢产生的变化应与石板墓文化向东南的输出有关。在相距如此之远的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的交流与影响,萨满教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北京魏晋墓葬所见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北京已发现具有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墓葬十余处,年代集中于魏晋时期。通过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分析,将其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汉文化因素、匈奴文化因素和鲜卑文化因素三类。进而通过对各墓所含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的统计将其分为四组,四组墓葬的墓主中可能有汉晋时期迁徙塞内的鲜卑部众,也有早期加入鲜卑军事联盟的匈奴遗众。他们徙居幽州塞内长期与汉杂处,除少数人还保持着鲜卑葬俗,其余大多已接受并认同了汉地文化,仅在日常生活层面留有草原文化的印记。北京魏晋墓葬中草原文化因素的形成及特点,当与这一时期北京所处的沟通中原与草原的枢纽地位有密切关联。     

三里河遗址出土玉璇玑研究

胶州三里河遗址出土玉器不多,不像良渚玉器那样数量庞大、形制多样,但具有东夷文化的显著特点。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是目前所知制作最早的玉制类璇玑,造型精美、寓意深刻。学术界对玉璇玑的定名、功能及代表文明都有所研究。玉璇玑与东夷文化密不可分,代表了东夷的太阳神鸟崇拜。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