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源于更早时代的图经,而其中的地名解释、乡里风物等内容则是承袭了地记的传统。唐代图经记载“乡里”尚不普遍,且内容限于乡数,可能还有乡名。北宋方志记载“乡里”的情况已较普遍,其中祥符《州县图经》“统一体例”的编纂原则确立了“乡里”类目在方志中的地位,不过此时尚未以专门的类目统御之。南宋时,方志中的“乡里”部分进一步发展,表现在记录“乡里”方志的数量大增,“乡里”部分大多有了专门的类目,“乡里”内容大大丰富。“乡里”类目的存在,除了资政以及满足官员基层治理的需求外,还具有教化功能。宋元方志中“乡里”类目的所属关系及编排方式之所以表现出层级差异大、统辖关系模糊等杂乱无章的特点,原因可归结为：方志资料的多元来源、方志编纂的时空差异性、编修者的变化、宋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在地化”特色和宋代基层管理体系与方志书写之间存在落差等因素。     

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的“两地办学”体制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不过出于维护校产的考虑,该校一部分中、美籍教师留守南京。南京沦陷时期,金陵大学分别在成都和南京办学,致其治理结构发生调整。在校董会无法召集的情况下,校方进行了制度修补,虽然战前的治理架构未发生本质性改变,但是南京校园的办学及其校务机构的相对独立,使金陵大学形成“两地办学”的体制。“两地办学”体制维系并强化了南京各校的政治底线,使留守南京的教职员开办中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坚持不向日伪当局立案,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人类世”话语阐释

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经历40年发展后,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界努力寻求历史理论研究新的发展趋向,其特点之一便是回归面向过去的本体论反思。“人类世”是标识1800年以来地球系统历史的地质时间单元。“人类世”话语注重客观存在的过去,并据此认识现在和未来。在回归过去趋向下,约翰·麦克尼尔、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分别从环境史、历史理论研究角度阐释了“人类世”话语。他们的阐释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塑造史学新形态方面具有启示意义。分析“人类世”话语在西方历史理论界的上述因应过程,并阐释“人类世”话语的历史理论意义,对中国历史理论界正在推进的话语体系建设具有一定的价值。     

无锡文旅产业智慧化转型研究——以拈花湾为例

江苏省无锡市文旅产业智慧化转型起步早、发展快、优势突出、系统完备,而拈花湾文旅作为无锡文旅产业智慧化转型的成功范例,能够集中反映无锡文旅产业智慧化发展程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对拈花湾文旅智慧化转型展开全面分析,提出打造科技文化据点、提升科技互动体验、制订个性化旅游方案、提高信息服务质效四方面的对策建议。     

政府视角下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以榆林市为例

全域旅游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地方政府作为产业的引导者,如何找准文旅产业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实现精准发力和有效引导,是很多地方文旅相关部门困惑的问题。本文以陕西省榆林市全域旅游目的地发展演进为例,提出目的地建设的“四层阶梯”,旨在为不同阶段的文旅发展提供开发导向。     

智慧旅游视角下红色“云旅游”模式发展策略探究——以桂林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智慧旅游的“云旅游”作为信息时代整合旅游资源、学习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线上旅游新模式,给红色旅游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将在智慧旅游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5G时代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文旅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的实际情况,研究其红色“云旅游”模式的发展现状与策略,以期助力博物馆“红色文旅+智慧旅游+云旅游”创新性发展。     

基于SWOT分析的乡村“旅游+教育”实践路径研究——以骆驼湾村为例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号召“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提升,乡村旅游需要开辟“旅游+教育”发展路径。本文以乡村振兴为背景,立足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旅游发展现状,运用SWOT分析法对骆驼湾村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建设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形式、加快乡村旅游人才培育等方面构建乡村“旅游+教育”实践发展新格局的路径,助推革命老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升级转型,夯实乡村振兴成果,以特色乡村旅游引领社会全面发展。     

聊城东昌府段京杭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以“Phonograph”模式为例

山东省聊城段大运河文化是京杭大运河（以下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聊城东昌府段的大运河文化更是独具特色。聊城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开发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如该段运河文化资源没有得到全面、系统、有效的开发等。为此,应充分挖掘聊城东昌府段运河沿岸文化资源,通过“Phonograph”模式解决该段运河文化资源联动性不高的问题,从而促进东昌府段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推动运河的保护和开发向更高阶段、更高层次迈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村落虚空化治理研究

村落虚空化是我国乡村地区生态凸显的动态过程,是随着村民外流而呈现的一种虚空态势,严重制约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村落虚空化问题尤为明显,因此,本文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村落虚空化现状出发,深入剖析虚空化的成因,基于多重逻辑治理框架,结合村落特性,基于人才、产业、文化、主体等提出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建议,以期促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村落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