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编号的研究

作为纸币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编号几乎与纸币同时诞生,早在北宋仁宗年间,政府印制交子时就已经把铜活字镶嵌到版面上,以印刷纸币上的编“字”和编“号”,可以算是现代纸币编号的雏形。到明清时代,中国纸币已经有了明确的千字文冠字和数字编号体制,同时建立了较为严格的编号管理制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纸币的编号发展历史也与此相仿,大都是从手写向机器印刷过渡,从简单向复杂过渡。除了个别的特例外,绝大多数现代纸币都有不同形式的编号。     

二战后匈牙利的通货膨胀与巨额纸币

特大面值的纸币往往是恶性通货膨胀,特别是大规模战争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产物,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崩溃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恶化。由于其面值巨大,社会流通环境恶劣,一般流通期也十分短暂。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普通收藏者和钱币学者收藏研究的热点,除了面值巨大的奇特之处外,我们更能通过它们透视那些动荡的岁月。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     

从《申报》看苏州的私钱与禁私（1827-1877）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钱是民间主要的流通货币,银两只不过是国家财政和大宗贸易的计算出纳单位以及富裕人家的储藏手段。在清朝统治者入关前,就曾铸有“天命”、“天聪”两种铜钱,自顺治进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历经十代皇帝,铸有十种年号钱。康熙、乾隆时代的铜钱质量、重量都很规范。     

“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属性和功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24至27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属性和功能”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十多所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30多名学者,围绕“国家”这一主题,考察了国家的形态、属性以及功能等相关内容,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作为嘉宾出席的北     

《南方华裔研究》杂志创刊

2007年新年伊始,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创办、诺拉.库克博士(Dr.Nola Cooke)和李塔娜博士(Dr.Li Tana)主编的《南方华裔研究》(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Studies)创刊。《南方华裔研究》是用以进行南方华裔研究的电子年刊,“南方”指的是东南亚、大洋洲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南方华裔研究》关心一切与“南方”华侨华人有关的问题,每一期将集中讨论一个地区或一个主要问题。创刊的第一期意在对19世纪的东南亚,特别是越—柬华人以及大陆与海岛东南亚结合部的华人历史提供新材料和新观点,该期刊发的主要论文有:邓尼斯.隆…     

缘何"日不过颍"?

"日不过颍"的说法在阜阳及其周边地区流传很广,但不见于地方志记载.本文依据史料记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事实,但其缘由不能归结为地名、民风两因素,而应归于阜阳一带中国抗日力量相对强大、阜阳对于日军而言战略意义不很重要这两个因素.     

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发展:以浙江抗日战争为中心

战前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出现较快发展,浙赣线是省营铁路的样板,公路建设则成为全国的模范省。交通作为战争的一个基本要素,抗日战争中浙江战场基本上是围绕交通线展开的,期间铁路几乎全毁、公路毁坏达4/5。但抗日战争也促进了浙江交通现代化发展。一是把交通建设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二是把交通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但这是浙江人民在反侵略的大背景下,在政府的优先发展策略下,集中全社会力量发展形成的。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正常发展的轨迹,使浙江交通现代化建设延误了约半个世纪。     

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点

如何看待日本近代历史,尤其是对外战争历史,在日本社会一直是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本文即从日本的基本政治立场、影响国民的无构造史观、战后的反省程度以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方面,分析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